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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士祿，一位瘦小精干的廣東人，爽直樂觀又沉默寡言、靦腆內向，凡是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感到，他身上燃燒著一團火，這團火，是那樣熾烈，那樣熊熊不息！

星星火種

      彭士祿的父親彭湃同志，1922年領導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廣東海陸豐農民運動，并創辦了農民講習所。1927年在海陸豐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后來，彭湃同志到上海黨中央工作，不幸于1929年被反動派逮捕，英勇就義。彭士祿的母親蔡素屏在1928年海陸豐農民運動失敗后，即被反動派殺害。反動派要斬草除根，年僅4年的彭士祿也在敵人的搜捕中。他是烈士留下的一把根苗，是革命的星星火種。老百姓悄悄地把他從一家轉移到另一家，用生命和鮮血保護了他。先后有20多位父母收養了他，顛沛流離的生活給他增添了更多的母愛。在潘舜貞家時，他喚潘舜貞為姑媽。姑媽待他特別好。

      當時只有過年時，才能吃到鵝肉，她叫彭士祿吃肉，卻叫7歲的親生女兒啃骨頭。小士祿也很懂事，有了好吃的和小姐姐分著吃。1933年，由于叛徒的出賣，8歲的彭士祿與姑媽一起被捕，在獄中他又遇到另一位住在山頂的阿媽，他和兩位媽媽一起坐牢。牢房的難友們知道他的身世以后，共同湊錢給衣服襤褸的小士祿做了一件紅格子上衣、藍格小布褲。女牢里有位大姐常給他講紅軍的故事，講紅旗，她說紅色意味著革命斗爭的烈火，意味著人民群眾赤誠的心。士祿穿上紅格子衣服，銘記著紅色，心中燃燒著不熄的火焰。當年，反動派的《南山剿匪記》和《廣州民國日報》中刊登的“共匪彭湃之子被九師捕獲”中的照片，就是彭士祿穿著這套難友們為他捐贈的衣服照的。

      彭士祿同志回憶這段歷史時，總是說：“我是姓百家姓、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的。老百姓對我這個烈士遺孤好極了，他們自己沒吃的，卻讓我吃飽。有的人為掩護我坐牢，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丈夫或兒子。我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價才保護下來的呀！我對人民永遠感到內疚，無論我怎樣的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報他們待我的恩情。”在這里，我們找到了彭士祿燃燒自己，奉獻自己的力量的源泉。

      這段歷史還鑄造了彭士祿最基本的性格：善良、正直、大公無私。可以說，他從來就沒有過“私”字這個概念。在延安中學時，發了津貼，他就買紅棗大家一起吃；今天你吃我的，明天我吃你的。三十多年以后，他當了副部長，東西還常常被拿去“共產”，從鞋子、衣服、打火機到煙、酒、茶，誰需要誰就拿去。

      難怪廣東的侄女托人給他帶月餅來，特別寫明由他愛人收，不讓他拆封，怕他又“共產”了。他總是關心別人。在四川，一位同志家庭生活困難，他送去了150元；在武漢，一位技術員的母親去世了，他也讓妻子送去100元；他出國回來，彩電票和美元讓給司機去買；一位出色的技術工人患了心臟病，要見老領導彭部長，他得知后立即驅車百余里前去探望。

“干，就一定要干好！”

      1940年周總理派副官龍飛虎將彭士祿接到重慶又轉送到延安。剛到延安時，彭士祿不會講普通話。青年干部學校參加下鄉宣傳，演話劇，導演讓他扮演國民黨兵，說只要他抱著槍從舞臺一邊跑向另一邊就可以了。彭士祿當時卻怎么也想不通：“我從小受國民黨迫害，我怎么能演國民黨兵呢？真倒霉！”但轉念一想，這是組織上交給的任務，需要我演，我就得演好！于是他認真地扮演了這個角色。也許因為他經歷過太多的苦難，一到延安，他就顯得很成熟，性格內向，不大活潑，有些靦腆。和他先后到達延安的那一批烈士遺孤和干部子女，雖然也都穿上了灰軍衣，個個成為一名小戰士，卻時而露出孩子的天真和稚氣。他們無拘無束，每逢星期天或節假日，大都是中央首長家中的座上賓、小食客。這中間卻很少見到有彭士祿，他獨自一人留在學校里自己讀書或勞動。周總理、葉帥、蔡媽媽、帥媽媽等許多領導同志都很關心他，經常叫他去玩，他卻很少去；他不愿意給首長們增添麻煩，更不肯去分食他們僅有的一點營養品。有一次，鄧發、賀龍同志在黨校吃狗肉，專門派警衛員來叫他，他才跟著去了。

      剛到延安中學讀書時，彭士祿學習很吃力，因為他過去只讀過兩年書，上課都聽不懂。但是他這個人有個倔脾氣，不干則已，“干，就一定要干好！”他的數學基礎差，沒學過幾何就要學三角，什么sin、cos，弄得他都糊涂了。他著急地問老師：“為什么叫sin、cos？”老師反問他：“你為什么叫彭士祿？”告訴他，三角公式要下功夫死記硬背。于是他刻苦努力，終于在期末考試時獲得了“優秀”的評語。當年背的三角公式至今還清晰地印在他的腦海中。現在，他腦中儲存、排列和推導出無數的數學公式，然而他說，基礎是在延安中學打下的。

      彭士祿有個“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習慣，什么都要問個為什么，理解以后再記憶，弄不懂決不囫圇吞棗。對一個問題，他常常舉一反三，反復思考，反復演算，反復驗證。    彭士祿所在延中二班的同學，大多是烈士子女、干部子女，也有“小八路”，年齡參差不齊，有的還不懂學習的重要，往往時間抓不緊。彭士祿擔任第四組組長，第四組成了全校的模范小組。他們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照檢查自己。彭士祿在小組會上說：“我們的父母親經過殘酷的斗爭，有的流血犧牲了，才換來這個學校，要不好好學習，怎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怎對得起黨？”這番話打動了在座的每個同學。黃魯流著淚說，今后一定要努力學習，要大家看他的行動。林漢南決心改正不注意聽講的毛病。同學們還提出了“互相幫助、有問必答”的學習方法。大家在課下一起研究問題，解答疑難，做到把老師講的每堂功課徹底消化。這樣就解決了他們之間程度不齊的問題。同學們熱情高漲，齊步前進。

      第四組在全校是學習模范，勞動和團結也是模范。那時在勞動生產中一般同學紡毛線半天可紡二三兩；彭士祿、黃魯給紡車加上加速輪，半天就可以紡半斤線。彭士祿除了做紡車，還攏馬尾巴做牙刷，自制牙膏等等。第四組同學互助好，男同學為女同學下山打水，女同學給男同學拆洗被子、補衣服。他們的三架紡車一齊轉，一周就紡了8斤毛線。誰的衣服單薄就先給誰織毛衣穿。那一年，他們每人都穿上了毛衣，還戴上了毛手套、穿上毛襪子，暖暖和和地過了一冬。彭士祿開荒種地不怕吃苦，老實肯干，像一頭老黃牛。細活他也樣樣在行，從打草鞋、做布鞋到織毛衣、繡花。他還自己動手制做了胡琴、三弦和小提琴。他說：“我不會跳舞，見了女同學就臉紅，我當個吹鼓手吧！”因為學習、勞動樣樣突出，彭士祿和陳涌岷被選為模范學生。

      彭士祿的第四組的事跡很快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刊登了。在延安各學校形成了一個學習的熱潮。怪不得40年以后，曾在延安保育院學習過的一位同志遇到彭士祿時打趣地說：“你就是彭士祿呀！你的大名我們早就知道了。當年你可把我們整苦了！”原來，40年前延安保育院的同學年齡小，大都淘氣，不知道好好學習，為此，老師叫他們學習《解放日報》上那篇通訊，還要求他們背誦，把他們搞得好生緊張。

“人不怕死，就死不了！”

      1939年，彭士祿才14歲，聽說廣東東江縱隊打仗勇敢，他就和堂弟彭科悄悄從彭澤民先生家中逃出來，離開香港，到東江縱隊當了一名戰士。不久身體瘦弱的彭士祿患了瘧疾。地下黨多方尋找，才把身患重病的彭士祿接回香港，給他治病。

      1940年，彭士祿好容易來到延安，到延安后又是先學習，他早就按捺不住心中那團火了。他回憶說：“我當時就是一心想工作，想革命，老讓我學習干什么呀？”1942年，由于戰爭的需要，從學校調一批人到中央醫院當護士。彭士祿自告奮勇首先報了名。他立志要做一名好護士，然后做一名好醫生，為戰士服務，為革命服務。在他的帶動下，許多同學都去當了護士。

      彭士祿在內科、外科、婦科、傳染科都學習和工作過。其中還有一件事讓他很得意呢！他說，賈芝老師的大女兒，是他第一個抱到這世界上來的。四十多年以后，他向賈芝老師說：“我是第一個抱你的女兒的！”語氣之中還似乎有一種自豪和神秘感。

      而賈芝同志對這件有趣的事過去竟一無所知呢！在醫院里，他每天給傷員病號端屎端尿，洗衣喂飯，不怕臟、不怕累，很快獲得了模范護士的光榮稱號。然而，他的身體也累垮了，經常吐血，經醫生診斷，他患了肺結核。當時缺少醫藥，肺結核在那時被認定是不治之癥。醫生囑咐他不能游泳；不能曬太陽，不能爬山。彭士祿的想法不同，他偏不信邪，反其道而行之。他說，他不怕死！游泳照游，爬山照爬，太陽照曬，沒想到兩個月后病倒好了。他說：“人不怕死，就死不了，這是一條真理！”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與他同時住院的一名戰士患了氣管炎，被誤診為肺結核。這位戰士知道在當時這是不治之癥，非常害怕，天天在那兒等死，瘦得皮包骨，眼看就不行了。一天，來了一位高明的醫生，說他并不是肺病，而是氣管炎，他一下子就振作起來。不久，病就好了。可見心理作用很大，怕死沒病也會嚇死。

      蔡暢和賀怡同志知道了彭士祿患病的消息，非常著急，先后趕到醫院去看他，問他為什么不告訴她們？還問他當護士為什么不事先征求她們的意見？她們讓他病好了就趕快回學校讀書。

      但他病好了后仍不肯回校，還留在醫院干。最后是中央組織部下調令，調他到橋兒溝延安中學學習，才結束了他這一年半的護士生涯。到延安中學后，彭士祿又成了模范學生。1945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七大黨章規定黨員要有候補期，由于彭士祿表現突出，破例免去預備期，1945年8月1日，他一入黨即為正式黨員。

      30年后，身為核潛艇總設計師、總工程師的彭士祿，還是那種不怕死的性格。他一頭扎到工地上，簡直把命都豁上了。他患有胃病，胃疼了二十多年，但從不看病，只顧工作，毫不顧及自己。在一次現場調試的緊要關頭，彭士祿病了，他胃疼得厲害，額頭上滲出豆大的汗珠，汗水濕透了全身。他被抬到工地醫務所，醫生診斷為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時處理就有生命危險。領導和同志們焦急萬分，立即與北京聯系。北京聞訊后，由海軍首長派專機將海軍總院外科駱主任和麻醉師送到工地。手術立即在工地現場進行，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手術時，醫生還發現他的胃上還有一個已經穿孔而自身愈合的疤痕。

      醫生說：“彭士祿的忍耐力太強了！”他還是那句老話：“不怕死，就死不了！”特殊的性格錘煉了他的忍耐力，也鑄造了其特殊的生命，他確實死不了。手術后第三天，海城發生強烈地震，他被同志們用擔架抬著搶出來，送上飛機回到了北京。在海軍醫院住院僅僅一個月，他又開始了他那超負荷的工作。醫生要他少吃多餐，一天4～5餐，他哪有時間，一上班就又仍然是三餐普通飯；也怪，他的身體接受了，適應了。

“怕困難，還要我們這些人干嘛？”

      彭士祿從小有一股敢于冒險的精神，只要對人民有利，他就肯去冒險。還是在他患肺病期間，醫生給他的三條禁令中有一條是不準游泳。那年延河正發大水，一位老太婆的孩子沖到了河里，彭士祿聽說后，憑借從小練就的一身好水性，他潛入深水中，幾次潛水，終于撈出了孩子的尸體。老太婆非常感激他。彭士祿后來說：“我喜歡見義勇為，喜歡幫助弱者，我潛下水去就是撈不著心也安了。因為我盡了責任。這個風險值得冒，必須冒，我喜歡冒風險！”“冒風險”也是彭士祿一個突出的性格特征。他常常說：“干事業，哪有不遇到困難的？怕困難，還要我們這些人干嘛？”1958年，中蘇關系緊張時，毛主席斬釘截鐵地說：“核潛艇，我們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彭士祿同年回國就到核工業部工作。

      1965年，周總理批準核潛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馬，彭士祿作為總工程師親自主持核動力裝置的設計和試驗工作。在試驗工作中，彭士祿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難和風險再努力想辦法克服。他說：“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沒困難，不冒風險，還有什么創新呢？”為此，彭士祿得了一個雅號：“彭拍板”。在選用我國反應堆工作壓力時，他不迷信成功國家的數據，憑自己多年的經驗和周密的計算，把200個大氣壓降為140個大氣壓。他冒著風險拍板了，事實證明他對了，后來，那個國家也調整了自己的數據。模式堆最后一道安裝工序發生公差，彭士祿領著“敢死隊”奮戰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后一只元件盒入堆。然而有人談堆色變，擔心會發生爆炸。面對全國2000多生產廠家和研究所研究制造的這些設備，誰敢承擔這個風險呢？周總理再三囑咐：“要充分準備，一絲不苛，萬無一失，一次成功……”這話語重千斤，責任與義務都不容推卸。彭士祿經過反復核算論證，又拍板了。在安裝焊接出現問題，有人提議報廢時，還是彭士祿拍板，不惜一切代價搶修，又是一個星期的不眠之夜。1970年8月，核潛艇陸上模式堆滿功率運行。1971年8月，我國第一艘核潛艇駛向大海。誰能知道在這6年的研制過程中，作為總工程師、總設計師的彭士祿拍了多少次板？承擔了怎樣的風險和責任？有人說，彭士祿天不怕、地不怕、膽子撐破天。是的，為了事業，他膽大包天，他從小默默地承受著與他的年齡、與他瘦弱的身體不相稱的重任和磨難。總是這樣超負荷地運轉，就是機器也報廢了，何況一個血肉之軀，一個常人？他為什么不聲不響，從不訴苦呢？難道他沒有苦悶、思慮和懷疑嗎？他愛喝酒，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莫非他在拍板的時候也有幾分怯懦和猶豫？也許他也在尋找一種力量和支持呢？武松如果不是多喝了幾碗酒，醉闖景陽崗，也未必能赤手空拳打死那只猛虎，蘇聯撤走了專家，中國一無技術設備，二無片紙資料，三無前人經驗可循，士祿怎么就敢在這白手起家的條件下屢屢拍板呢？那不可能是十拿九穩的拍板，他說有七分把握就拍板，那剩下的三分力量又從哪里來呢？我總覺得這似乎和酒有點什么奇妙的聯系，這里的奧秘還有待于研究酒文化的人去揭開。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徐特立同志在延安革命教育工作中曾提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原則。延安中學的師生正是遵循這樣的準則嚴格要求自己，培養了一代青年。在以后的幾十年里，彭士祿一直把這三條作為他做人的準繩。

      彭士祿有一個幸福和諧的家，妻子和一雙兒女，妻子為他掌管著一切，承擔著生活的重負。妻子心臟病嚴重，幾次病危都悄悄住進醫院，不肯打擾他。他憂心如焚，時刻惦念著愛妻，然而卻無法陪伴和照料她，盡一個丈夫的責任，他照樣得出差，照樣要去工作，他認為那里更需要他。他無暇顧及這個家，他心中只有工作和事業。

      在彭士祿搞核潛艇最緊張、也是最關鍵的日子里，他的96歲高齡的祖母——彭湃同志的母親，為革命獻出了6個兒子和媳婦，卻被污蔑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弟弟彭洪被拉回海豐批斗幾十次，“自殺”身亡；曾與他一起參加革命的堂弟彭科的首級被造反派懸掛在海豐縣城樓上達3天之久。這消息太殘酷了。彭士祿本人也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挨批斗。三代人犧牲的代價換來的是什么？然而恥辱和冤屈沒有壓垮彭士祿，他沒有吭一聲，他默默地承受了這一切。

      他一天也沒有離開他的事業，一時也沒有忘記核潛艇。他曾幾次向周總理匯報工作，但卻只字未提自己家中的不幸。周總理和彭湃是好朋友，1924年總理從法國回到廣州，是彭湃到碼頭上去迎接的，還把自己的房子讓給總理住。總理和彭湃同志一起領導南昌起義，一起在上海黨中央工作。彭湃犧牲時，總理悲痛萬分，發出了告全國人民書。彭士祿一家再次遭到非難時，他卻悄悄地瞞著總理，不忍讓日理萬機的總理為自己的家庭操心。總理從別人那里知道了情況，立即把他的祖母從海豐接到廣州，保護了這位革命的老媽媽。在一次會議結束時，總理緊緊握住彭士祿的手，語重心長地說：“小彭，記住，你是海豐人，永遠不要改名換姓！”

      彭士祿天不怕，地不怕，是一名錚錚鐵漢，然而在榮譽面前，他卻那樣靦腆，那樣羞澀，總是藏著、躲著。他經常忙碌在工地上或出差在外。參加國家科學大會時，稀里糊涂被叫去開會，他還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受獎者。后來，他又一次榮獲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他從不追求名利，不考慮個人得失，然而榮譽卻悄悄地公正地來到他的身邊。

      從1939年彭士祿跑到東江縱隊參加革命開始，50多年來他沒向組織提出任何一點要求。別人住房越調越大，他卻說自己家人口少，主動由7間的將軍樓搬到四室一廳的單元房里。什么時候長工資，什么時候調級，什么時候評職稱，他一概不知，也不打聽，他一心撲在工作上。從1958年回國定級至今他只調過一級，他絕不伸手。他說：“黨給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他給不少單位當顧問，但從不領取報酬，他說：“對國家有利，不比那幾分錢更有價值？”

      彭士祿火一樣的精神，曾在那個真理被扭曲的年代，激發了核反應堆工地上8000多人心中的愛國熱情。這支隊伍中有“臭老九”、也有工人、解放軍指戰員；有走資派、保皇派，也有造反派和逍遙派。大家統一到一個大目標下，堅決貫徹毛主席的“718”批示，于是奇跡發生了，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僅用了6年的時間，中國核潛艇研制成功了。在外國人眼里這不能不是一個謎。其實謎底很簡單，就是無數像彭士祿這樣的科技干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燃燒自己，奉獻自己的結果。

      核潛艇成功了，彭士祿跟著又投入了研究和創建核電站的工作，大亞灣和秦山都有他堅實的足跡。彭士祿已經被載入世界名人錄，但他的腳步仍舊沒有停下來，他仍然日夜奔波著、勞碌著。他說：“我父親是中國農民革命運動的先導者，開創了人民革命斗爭的新紀元。我遠不如我的父親，我要學習他的精神，為中國核動力事業拚搏，甘當中國核潛艇、核電站的開山、鋪路人，甘當老黃牛。”是的，他是屬牛的，牛一樣的性格，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汁，他與人無爭，與世無求，默默地耕耘著，奉獻著。
 
彭士祿

      男，延大中學部二班學生。延中模范學生。1951年入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學習，1956年畢業；后又入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原子能動力專業，1958年畢業回國。曾任第一代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船舶設計研究院副院長，造船工業部、水電部副部長、總工程師，廣東省委常委，籌建大亞灣核電站總負責人，核工業部總工程師，科技委第二主任。現任核工業總公司顧問，秦山核電站聯營公司董事長。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為國防科技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優秀總設計師獎。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中共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