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核電信息網 發布日期:2021-03-29
編者按:
2021年3月22日12時36分,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中國首代核潛艇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與世長辭!墨耗傳來,國人悲痛。值此,曾經在2012年3月23日為攝制《軍工記憶》第一集《水下長征》赴深圳采訪彭士祿的撰稿人袁和平將他創作的《藍海核盾》第四章“澎湃之心”摘錄出來,以表達對彭士祿院士——這位國人敬仰的真正的民族英雄無盡的哀思與深切的緬懷。
中央專委決定:核潛艇重新上馬
1964年底,隨著國民經濟狀況的逐步好轉,尤其是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帶來的“精神原子彈”的巨大威力,再次激揚起國人旺盛的斗志。高漲的政治熱情,促使國內工農業部門到處都是捷報頻傳。“從1962年下半年到1965年,國民經濟開始穩步增長,社會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在這期間,國民經濟接近、達到并超過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水平。人民物質生活普遍得到改善。基礎科學研究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取得重大進展。一些重要的技術發明和創造,處在當時國際領先水平”,“與1957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增長98%,超過1963年預定的目標。在調整時期,作為國民經濟主導的工業建設主要以成龍配套和填平補齊為重點,使‘大躍進’以來建設的許多工礦企業逐步地發揮作用;同時還不失時機地建成了一些重要項目,改擴建了一批廠(礦),新興工業部門迅速發展,新產品、新品種不斷涌現,使工業現代化建設的物質基礎得到了加強。”
新興工業部門發展迅速,項項任務提前完成
在這“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下,必須依托于工業現代化建設物質基礎的核潛艇事業,歷經了臥薪嘗膽、秣馬厲兵的七年積聚之后,終于重新上馬了!
做出核潛艇工程重新上馬的決定,在毛澤東、周恩來的心中,汲取了“大躍進”以來的歷史教訓,也總結了研制“兩彈(導彈、原子彈)”的成功經驗。和當時許多中國人的想法差不多,在中央專委領導者的頭腦里,感覺核武器與核反應堆的科學原理應該是一致的。他們認為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可以為核潛艇提供實踐支持。因為從物理學角度看,原子彈似乎就是爆炸的反應堆,而反應堆則是不爆炸的原子彈。直到后來核潛艇研制成功,人們更是認為搞潛艇核動力裝置肯定借鑒了原子彈爆炸的理論與經驗;換句話說,原子彈的設計原理跟核動力系統的關鍵技術肯定有相通之處。不然的話,1960年上半年怎么會把《核潛艇動力方案設計(初稿)》先送給核物理學家錢三強閱審呢?
2012年初夏,筆者在采訪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彭士祿之前,也是這樣認識的。但在采訪中聆聽了彭士祿的解釋,也讓我們受到了一次核知識科普教育。彭士祿對此介紹:
可以說原子彈與核動力反應堆沒有什么直接關系,首先是它們的結構完全不同,完全是兩種設計概念和兩種設計方法;第二是潛艇核動力的使用環境和安裝環境更為苛刻,要考慮惡劣的海洋環境和受到潛艇總體性能、總噸位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對核反應堆的安全性要求更高。第三是研制原子彈和研制核動力裝置是由兩個研究單位來承擔,分頭進行;研究人員也是兩套班子。所以,在技術上我們借鑒不了原子彈的經驗,我國的核動力研究完全是從零開始的。
具體地講,新中國在核技術和核工業方面的人才,最初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解放前就赴西歐、北美留學的人員,比如大家比較熟悉的錢三強、朱光亞、王淦昌、彭桓武、鄧稼先、黃緯祿等人,他們主要是在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研制上,包括后來在戰略導彈核潛艇搭載核武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都被授予中國“兩彈一星”元勛科學家。另一個則是由中國本土的大學培養的,如于敏;也有少量剛解放時國家派往蘇聯、東歐留學的人員,包括我本人在內。我們這些人基本上算是土生土長。這批人完全是我們黨自己培養的技術人員,其中的一些人成為我國研制潛艇核動力裝置和核電站的技術骨干力量。當然,1964年10月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換句話講,在研制過程中凝練形成的“兩彈一星”精神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精神激勵。
至于1960年上半年我怎么會把《核潛艇動力方案設計(初稿)》先送給核物理學家錢三強閱審呢?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錢三強是原子能研究所所長,同時又是二機部副部長。當然也是我們的上級領導。二是因為蘇聯專家撤走后,錢三強是國內最大牌的原子能科學的學術權威。我才是個剛剛從蘇聯留學回來、給蘇聯專家當翻譯的“小不點兒”。此后我曾多次向他請教,我們之間成了良師益友。1965年核潛艇工程重新上馬討論《方案》時,我們在二機部會議室開會(錢三強沒有參加),爭論得很激烈。中午吃飯時他經過會議室門口聽見了我們在里面激烈爭論。吃午飯時,他開玩笑說我是“舌戰群儒”,并問了我有關情況。為此,他還送了我一個“吵架大王”的綽號。于是,他犧牲午休時間,邀請我去他辦公室,認真地聽取了我的意見,長談后他覺得我的意見有道理。后來,這個方案在上更高層次專家會上討論時,錢部長積極地支持了我。
《人民日報》1964年10月16日“號外”
處于20世紀60年代“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國際環境中,作為善于縱橫捭闔、把握戰略機遇期的博弈高手,作為善于高屋建瓴、審時度勢的戰略大家——毛澤東是對核武器——核潛艇戰略威懾作用看得最為透徹的偉人。在“風景這邊獨好”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開始認真考慮研制核潛艇的問題,正是勢在必然、順理成章之事。
《周恩來年譜》記載:1965年3月2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門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他在會上指出:我們的核試驗要從軍事、科學、技術的需要出發,凡是通過試驗應該得到的科學知識,我們都要得到,要做到一次試驗全面收效。會議同時議定,依照上述精神,有關方面要盡快拿出方案,經批準后讓核潛艇重新上馬,展開全面研制。1965年8月9日、1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門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正式批準六機部黨組上報的研究制造核潛艇報告。
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專委13次會議,批準六機部黨組的研究制造核潛艇報告
劉華清在回憶錄里寫到:
核潛艇于1963年調整后,中央專委于1965年批準核潛艇工程重新上馬。核潛艇要不要搞?如何搞?搞什么樣的?有過許多爭論。有的針對我國經濟基礎和技術條件的可能性,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從作戰指導思想出發,對核潛艇在未來作戰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同認識。后來毛澤東主席重申,國防尖端科學技術“要有,要快,要超”。這之后,核潛艇便一路綠燈,重新上馬。
我調到國防科委的時候,恰逢核潛艇工程重新“上馬”。
1965年3月,周恩來總理指示,核潛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馬。當時我任六機部副部長兼七院院長,分管科研工作。于是由我起草,以六機部黨組的名義向中央專委會提出研究制造核潛艇的報告。8月,中央專委正式批準了這個報告。
核潛艇工程終于再度上馬。我喜出望外。
核潛艇工程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它兼有“兩彈”和“兩核”的尖端技術,又有水下操作的重大技術難關,研制生產單位涉及幾百個研究所和工廠,組織管理涉及國務院各部委、各省市二十幾個部門。
鈾冶礦區一角
為此,我們提出分兩步走:第一步先攻克核動力難關,造出攻擊型核潛艇;第二步再突破導彈應用于潛艇水下發射的難關,造出導彈核潛艇。兩個技術關鍵,分開攻關。為抓任務分工和組織協調,我們前前后后召開了十幾次會,簽發二十幾份文電,工作才逐步展開。
曾經擔任中國艦船研究院副院長的尤子平回憶:1965年2月1日,是大年三十。劉華清在六機部會議室召集七院幾位主要領導開會。歡度除夕的鞭炮聲已經響徹京城,大家還在六機部會議室里繼續討論。劉華清最后說:“這個春節,你們就全力以赴,把09工程重新上馬的請示報告拿出來,爭取盡快呈部黨組研究并與二機部會商后,上報中央。”他特別囑咐于笑虹副院長主抓這事。
1967年,國防科委依據中央軍委批準的反潛魚雷核潛艇的戰術技術要求,組織審定了魚雷核潛艇工程的總體方案。核潛艇工程技術復雜、協作面廣。為了及時解決這項大型工程所需的設備器材,保證研制工作順利進行,中央專委要求各有關部門,對核潛艇所需專用設備、儀器以及其他協作問題,要作為國家重點專項工程予以安排,一律按中央專委為研制原子彈頒發的《有關原子能設備、儀器研制問題的若干規定》辦理。
1967年5月,中央專委又進一步明確:核潛艇研制中急需的設備器材,應由國家計委、物資部及其他有關部委及時研究解決。這些部門都努力克服困難,做到有求必應,并經常采取“開小灶”的辦法解決有關的配套協作問題。
1965年,周恩來和軍委其他老帥接見方強等出席六機部黨委擴大會議代表,對六機部工作和海軍裝備建設做出重要指示。(方憶平供圖)
國防科委還會同國防工辦先后召開了多次大規模的協調會。1967年夏,劉華清主持召開了有幾百名廠、所負責人和技術干部參加的大型協調會。聶榮臻到會講話,并要求各級干部在困難中顧全國防建設的大局,抓緊魚雷核潛艇的研制工作。隨后,國家計委和國防工辦又組織落實了配套設備和新材料的研制工作,將擔負一次配套任務的1600多個廠、所組成協作網,有力地支援了魚雷核潛艇的研制工作。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時代的腳步前行在核潛艇工程重新上馬的歲月。經過幾年的基礎理論研究和科研探索,使得那群為研制核潛艇保留下來的骨干隊伍,對承擔這項工程的艱巨性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從上到下的注意力再度聚焦于“潛艇核動力裝置的工程化研究與設計”上。
追溯歷史,人們已經知道了中國自行研制潛艇核動力裝置始于1958年。當時,蘇聯援建的實驗性重水反應堆已在原子能研究所建成投入運行,第一批從事反應堆研究的科技人員已經成長起來,初步具備了研制潛艇核動力裝置的條件。但是,應該承認,在核工業創業初期,許多科技人員對這門新興科學及其實用技術知之甚少,加上美歐諸國的技術封鎖,尤其是蘇聯停援之后,形勢更加嚴峻。還是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說得好:“當時的艱難可想而知。但毛主席一聲令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就是不管有多大困難,也必須千方百計地盡快把原子彈的核裝料生產出來,把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搞出來。”當年“09項目”下馬時保留下來的那些同志,在當時的技術負責人彭士祿等人的帶領下,苦練內功,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核動力裝置的研制之中。他們篤信自己一定會有用武之地!
迫于當年嚴峻的國際局勢,軍工企業大多從沿海城市搬遷到三線地區艱苦創業
據《中國近現代技術史》記載,“這一批科技人員在國外對核潛艇技術守口如瓶的情況下,僅憑很少的文獻資料,經過大約半年時間,即提出了擬選用的反應堆堆型,確定了方案的主參數,并于1960年上半年提交了《核潛艇動力方案設計(初稿)》。為了驗證方案的可行性,他們在全國范圍內與機械、冶金、電子、材料方面的有關院、所等建立了技術協作網,對反應堆壓力容器、核燃料元件、蒸發器、主泵、汽輪機、有色金屬等關鍵設備、部件、材料等進行研究和試制。”
響應毛主席號召,建設三線。不少軍工企業大多從沿海城市鉆進了山溝
彭士祿回憶,1962年10月,早在周恩來總理出任中央專委主任前的一次重要會議上他就曾經指出,“要真正自行研制潛艇核動力裝置還存在許多困難”,“必須繼續大力開展科研試驗工作”。并責成聶榮臻對相關工作作明確分工。
1967年,核動力研究所重新劃歸七院后,核潛艇總體研究所和核動力研究所在七院統一領導下,加快了核動力裝置的工程化設計進度。在此期間,各工業部門有關核反應堆的主要設備和基礎材料的試制工作也取得了進展。這些努力理所當然地為“09工程”重新上馬創造了條件。
談到“潛艇核動力裝置”的技術要求,《當代中國的核工業》對此作了如下描繪:
潛艇核動力裝置主要由核動力反應堆、一回路系統、二回路系統和船舶軸系等4個部分組成。較之陸上核反應堆,具有體積小、重量輕、耐沖擊、耐振動、耐搖擺、靈活性和安全可靠性高等特點。因此,研制核動力裝置是研制核潛艇的關鍵,是一項技術十分復雜、難度很大的系統工程。
“較之陸上核反應堆,具有體積小、重量輕、耐沖擊、耐振動、耐搖擺、靈活性和安全可靠性高等特點。”這就是彭士祿及其團隊在這次“戰役”中必須沖擊和奪取的科技制高點。可別小看這些特點,就簡單地歸納為那么二十幾個字,可它在彭士祿及其團隊的心中那真是重重關隘。換言之,核潛艇狹窄空間必須容納的七大特質,就是檢驗“09工程”成功與否的壓艙石、試金石。
面對其中的關鍵技術瓶頸,相關部門加大了技術攻關力度,深挖技術細節,重在吃透機理,加快科研成果的工程轉化。這里,特擷取“研制核燃料元件” 集智攻關的故事,以饗讀者。
筆者在三線地區艱苦創業,參加勞動鍛煉
史冊對中國核工業所屬院所“研制核燃料元件”的艱辛歷程作出了高度肯定的評價:
核燃料元件是反應堆的核心部件,由燃料芯塊、包殼及其構件組成。它的性能直接影響反應堆的安全可靠性,是潛艇核動力裝置研制很重要的一環。早在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即組織力量,開始了潛艇核動力堆燃料元件的探索工作。6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沈陽金屬研究所也開始了元件芯塊工藝的系統研究。
1963年3月,二機部決定在包頭核燃料元件廠成立元件研究室,并將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元件的技術力量和設備合并到這個室。開展核燃料元件的研究工作。此后,沈陽金屬研究所和包頭元件廠密切合作,一起攻克了許多技術難題,研制出符合技術標準的考驗元件,在原子能研究所的實驗性重水堆和游泳池式堆上進行了數次組件和單棒輻照綜合考驗,結果證明研制的元件是成功的。
用鵝卵石壘起的宿含依然銘刻著當年的艱辛
業內人士均深知,建造潛艇核動力反應堆需要的核燃料元件必須進行工業規模的試制生產,才能保障未來的作戰平臺實戰使用。對于“工業規模的試制生產”,有些讀者可能不一定完全理解。這里就以中國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為例,簡單介紹“工業規模的試制生產”究竟是怎么回事?
1964年10月16日,隨著中國首顆原子彈爆炸升騰而起的這朵蘑菇云,瞬間釋放出來的巨大電磁脈沖波,很快就被美國設在全球各地的11個情報觀測站捕捉到了。當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們查驗從輻射云中收集的塵埃時,分析數據讓他們大吃一驚。原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中央情報局長期認定的钚,而是鈾-235。這就是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是一顆鈾彈。它雄辯般地說明,采用現代工業手段大規模提練濃縮鈾的復雜技術已經完全被中國人所掌握,說明一般國家難以做到的、真正形成大范圍工業基礎設施和加工萃取能力的“核難題”已經完全被中國人所破解。
此前,美國情報人員依據慣例,認為中國核試驗最多只能是顆钚-239彈,因為,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四個核國家在首次內爆型核試驗中使用的都是钚-239裝置。他們認為,美蘇英法這些科技高水平、工業規模龐大的發達國家尚且如此,工業基礎薄弱的中國頂多“只能搞出個簡單、拙劣的核裝置”。
但不出幾天,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就不得不改變早先所言“中國的原子彈只是一個粗糙拙劣的裝置”的說法;在分析數據面前,他們承認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遠比美國投到日本廣島的原子彈設計得更加完善。
三線地區艱苦創業——整治河道并取石建房
這就意味著,中國的核能力是以一種很快的速度在發展,表明中國人已在首次核試驗中完全掌握了濃縮鈾技術和內爆法技術。權威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是這樣記載的:“在核原料生產方面,中國科技人員和工人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先后建成了衡陽鈾水冶廠和蘭州氣體擴散廠,解決了濃縮鈾的核心制造工藝。隨后,完全憑自己的努力,在1966年建造了生產核原料钚- 239的反應堆。這兩項生產成就,確保了原子彈和氫彈的試驗成功。”
回溯歷史,許多事情非常值得人們細細地思考,猶如啜飲香茗般慢慢地去體會個中滋味。我們還可以把中國科學家在此前所做的另一件彪炳史冊的故事引述如下:
1964年1月15日,毛澤東于百忙之中對周恩來轉呈的“試生產出濃縮六氟化鈾235合格產品情況報告”作出批語:“已閱,很好。”這份第二機械工業部黨組向黨中央的報告中說:“我部生產濃縮六氟化鈾235的氣體擴散工廠,第五批主機投入運行后已于1964年1月14日上午開始取得合格產品。這一產品的生產,為我國原子武器的制造,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毛澤東、周恩來對此感到萬分欣喜。它的成功表明中國制造原子武器爆響的日子已經指日可待!
時光荏苒,五十多年過去,站在當今世界美國和伊朗、朝鮮為核問題劍拔弩張的歷史節點上,重讀當年二機部的這份報告,后人才深深地感知它的分量之沉重。稍有核物理知識的人都知道:表面上看,從擁有核燃料到開發出核武器可能就是“一步之遙”,但實際上,兩者可以說是“咫尺天涯”。有的國家可能掌握了加工濃縮鈾的前幾步工藝,但從鈾礦的開采,到提練成為二氧化鈾;然后又需轉化成六氟化鈾,這就是最大的技術難關。這個轉換技術難就難在濃縮鈾技術上。要經過上千臺高速離心分離機,把六氟化鈾注射進去以后金屬化,把豐度提高到90%,才能形成制造核彈的基本材料。作為一項關鍵技術,要把六氟化鈾這種氣體注入到高速離心分離機時必須保證其高純度。如果里面稍微帶有雜質,不僅不能把它金屬化,而且還可能把整個機器乃至其體系都給毀了。有專家認為,伊朗的核計劃可能就卡在這個瓶頸上,美國人得到的情報,就是伊朗提練的六氟化鈾里含有重金屬,已經毀了它不少機器。
讓我們還是把焦點聚集到“研制核反應堆珍稀金屬及燃料元件”的日日夜夜。于此先介紹點科普小常識:我們常說的核反應堆,其堆內通常有3種關鍵的珍稀金屬——鈾、鋯和鉿。堆芯里面的低濃縮鈾塊裝在鋯–2合金的管子里,成為燃料元件棒。由于鋯材吸收中子少,具有耐高溫、耐高壓、耐腐蝕等特質,所以被核反應堆廣泛應用。鋯材加工是核燃料元件研制和生產的一個重要課題。
1967年8月,核燃料元件廠開始建設潛艇核動力堆燃料元件生產車間。為了早日拿出產品,該廠因陋就簡改造廠房和設備,對元件制造的化工部分采用了簡法生產。這樣,設備雖然落后,勞動強度也大,但在改進生產工藝后,能確保生產的順利進行。
潛艇核動力堆燃料元件結構復雜,加工技術要求高,其質量好壞直接影響核潛艇的戰術技術性能和艇員的安全。核燃料元件廠對進廠的原材料、各工序的中間產品和出廠的元件產品,均有明確的質量指標和技術要求,并進行嚴格的檢查驗收,狠抓質量進度。當年在核材料專家張沛霖的指導下,實行技術人員、工人、干部和科研、設計、生產兩個“三結合”,建成了潛艇核動力堆燃料元件生產車間,于1970年4月生產出首批核燃料元件組件。后來,經過陸上模式堆9年的運行考驗,證明元件質量良好。
20世紀80年代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與海軍在重慶萬州召開軍民共建現場會
曾在六機部“09工程”辦公室工作的陳昌渝回憶:
那時我作為六機部“09辦”的工作人員,曾專程到搞核燃料元件的工廠去過,主要是去檢查質量和督促進度。核燃料元件是輻射性的物質,當時廠里撥給車間一線工人的補助就是每月9塊錢。僅僅9塊錢的補助,還是車間里搞“09”產品的人才有,廠部工作的其他人根本沒有補助。當時我們有些防護設施并不像現在這么健全。盡管有隔離罩、專用手套,但對工作環境而言,防護設施顯然非常一般,一線工人在里面的重要任務是給核燃料元件做膜。那時的條件、環境相當惡劣。而他們的補助每月才9塊錢。那可真是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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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元件包殼關,是研制攻關歷程中極其重要的環節。對于某些放射性元件,至今也不能肯定地說,我們已經完全掌握了它的活動規律。為此,必須把它置于一定的包殼材料之中。由于鋯材吸收中子截面小,耐高溫、耐高壓、耐腐蝕,因此,鋯合金適于做潛艇核動力堆燃料元件的包殼材料。這樣,鋯材加工成為核燃料元件研制和生產面臨的重要課題。
1959年,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用雜質含量較高的工業海綿鋯研制成功多種鋯合金材料,經原子能研究所作靜水腐蝕性能試驗,確認鋯–2合金耐腐蝕性能良好。
以后,他們又制成了質量優良的鋯–2合金鑄錠和研究出鋯–2合金管材的加工工藝,并于1964年9月,試制出第一批包裝核燃料元件的鋯–2合金管。
與此同時,上海有色金屬研究所也研究出鋯–2合金管材樣品。此時,正值中國社會進入了近乎顛狂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它對各行各業的沖擊是巨大的。“研制核燃料元件” 及相關工作必然大受影響,直至中央軍委發出確保核潛艇研制工程按時完成的“特別公函”后,冶金部采取措施,終于在寶雞有色金屬加工廠建成一條比較完整的鋯合金管材生產線。至1972年,這個廠與上海有色金屬研究所、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共同生產出一批各種規格的鋯–2合金材料,滿足了核燃料元件廠的需要。
潛艇核動力堆控制棒包殼主要用鉿制成鉿管。鉿與鋯共生,自然界十分稀少,提煉非常困難,但其熱中子吸收截面大,抗輻照能力強,加之鋯鉿分離技術已經過關,因而選用鉿作潛艇核動力堆的控制棒主要材料。1966年,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首先制出了第一個鉿錠。接著,由洛陽銅加工廠把鉿錠擠壓成管坯;上海鋼鐵研究所軋制成質量合格的鉿管,隨后,寶雞有色金屬加工廠擔負了鉿管的生產任務。
人們通過勞動鍛煉,接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洗禮
這些技術成果從根本上奠定了核動力裝置研制的堅實基礎。
對于創業者當年的艱辛,尤其是他們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大無畏犧牲精神,研制“兩彈”時任中國科學院新技術局局長的谷羽在《把充沛的精力獻給國防事業》中深情地寫到:
有些實驗要接觸放射性、劇毒、易燃、易爆等物質,承擔任務的科研人員和工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雖然領導部門很關心這些人員,比如國防科委為接觸劇毒、易爆物質的課題組,安排軍事醫學科學院研究解毒辦法,并派去了醫生跟隨課題組和試驗車間,隨時處理問題。但仍不能完全消除影響。幾個月下來,身強力壯的小伙子,身體消瘦了,并出現病態反應,但仍不肯“下火線”。進入放射性礦井的科研人員和工人們,由于當時防放射性措施還不完善,剛研制出來的防放射性口罩還有缺點,工人不愿意戴,但他們不戴也要下礦區,為的是國防事業。當有的任務需要多途徑探索時,科研人員也不計較個人得失,甘心為集體獲得最佳途徑作貢獻。有的任務在得出試驗結果后,還要到兄弟部門協助工廠試生產。科研人員不顧路途疲勞,嚴寒酷暑,到工廠和工人一同勞動,現場解決問題,直到得出合格的產品。
三線地區艱苦創業---當年傳達的最高指示說,三線建設搞不好,毛主席睡不著覺。為讓毛主席睡好覺,我們必須加倍干!
這樣的數不勝數的故事還有千千萬萬,故事中的主人翁們以他們對黨和國家的無比忠誠,用自己的智慧、青春和熱血,在天地間鑄起了不朽的豐碑。筆者在此只能從科技攻關角度,掛一漏萬地講幾句,以表達對先驅者的無比崇敬。
在《軍工記憶·水下長征》的采訪中,彭士祿特別激動地講道:記得當年周總理曾說過,咱們核工業的這幾個廠是全國人民的利益所在,是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你們要做到事事處處讓黨中央放心,讓全國人民放心。“有什么困難可以直接找我!”身為大國總理的周恩來還親自批準從全國范圍內選調精兵強將,支援核工業建設。
的確,這里凝聚的是我們黨和國家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兩彈一艇”(指原子彈、氫彈、核潛艇)科研事業的傾情關注與高度重視。
作者:袁和平,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直屬機關黨委原巡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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