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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22日12時36分，中國著名的核動力專家、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核工業老領導、中核集團科技顧問、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士祿在京逝世，享年96歲。

    1958年4月，彭士祿回國后分配到原子能院（所）工作。1961年，任原子能院（所）核動力研究室副主任。1963年，彭士祿調往七院十五所（核動力研究所）工作。

    斯人已逝，幽思長存。讓我們一同回顧彭士祿在原子能院工作生活的歲月，緬懷、送別中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

我在原子能研究所搞核潛艇

彭士祿口述 楊新英整理

彭士祿在莫斯科留學時的照片（資料圖）

    1958年4月,彭士祿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從蘇聯畢業歸國。

    回國伊始的他被分配到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原子能研究所搞屏蔽堆工作,獲批技術六級工程師,并任俄語翻譯。此時,國家正在醞釀一個與彭士祿專業有關的重大戰略決策。

    1958年6月27日,聶榮臻元帥向國務院和中共中央提交了《關于開展研制導彈原子潛艇的報告》,中央領導逐級批準了這份報告。自此,中國核潛艇的研制列入中央專委的重點項目。當時,中國研制核潛艇是把希望寄托在蘇聯的技術轉讓和援助上。但是,早在1957年10月,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談判時,蘇聯就拒絕向中國提供研制核潛艇的任何資料。

    經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的《關于開展研制導彈原子潛艇的報告》提出的分工:原子動力堆由二機部負責。二機部就把這項任務安排到原子能研究所,劉杰向副所長李毅交代任務時說:“今后你們原子能所的‘能’組就‘能’在搞潛艇核動力的研究設計上。”原子能所設立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專門研究機構。在所長錢三強,副所長彭恒武、李毅的領導下,有連培生、屈志潛、趙仁愷、彭士祿、李樂福、韓鐸等200多人參加,開始了潛艇核動力技術的攻關征程。

    當時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一個核動力研究室(47-1室),全面負責核動力的科研工作。該室50余人大多數都是剛畢業的學鍋爐、化學、物理、自控等專業的大學生,除了五六個人懂核動力外,其余的完全不懂“核”。

    一天,副所長李毅把彭士祿叫過去,對他說:“士祿,我請你來,是想請你助我一臂之力,準備讓你當核動力研究室的副主任。室里沒有主任,一切由你負責。”

    當時評級很嚴格,評上技術一、二、三級才能當教授,四、五、六級是副教授,副教授不能當正主任。彭士祿回國后評上了技術六級,相當于副教授,所以只能當副主任。

    彭士祿問道:“我想知道的僅是我該怎么干?”李毅答道:“總的原則是臥薪嘗膽,保存實力,使核潛艇核動力研究不斷線,打基礎,積蓄銳氣,所謂‘潛龍在淵’是也。第一,帶領大家學好外語,把國外的有關資料掌握起來,經過消化變為自己的東西。第二,還要帶著大家挖野菜,糧食不夠吃,已經有不少人發生了浮腫。第三,你們每人每月只有五元錢,包括生活費和出差費等,要省著用。”

    彭士祿痛快地接受了,雖然副主任只是一個不起眼的職位,但終究可以獨當一面,有用武之地。為了核動力事業,他希冀的正是能在某個崗位上發揮出自己的專長。后來組織交給他的任務,他都完成得很出色。

彭士祿在工作（資料圖）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當時,中國在核潛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識近乎為零,在這種狀態下搞核潛艇全靠四個字: “自教自學”。恰逢三年自然災害,物資供應匱乏,生活極其艱苦。

    “當時要搞核潛艇,誰都沒搞過,見都沒見過。我在蘇聯時也沒有見過核潛艇是個啥玩意兒,也搞不清楚。但當時有個好條件在哪里呢? 我們要搞原子彈、導彈,我們找到了鈾礦。有了鈾礦就有了核燃料,這是個好的條件;第二個條件就是我們能夠把鈾分離得純度很高。然而,造核潛艇絕不像敲一個洋鐵壺一樣,一個手工作坊就能做出來。”彭士祿會議上講述研制核潛艇開始時的情況。

    “那時,最初的資料是五張照片,而且是模糊不清的五張外國核潛艇的照片。當時無論在哪個國家,只要它有核潛艇了,就絕對是最高的機密,基本上是封鎖住了。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的一名外交官有一次在國外逛商店的時候,突然看到了一個非常好的核潛艇造型的玩具,他就高興地把玩具買了回來。這個消息傳到我們研究室里后,大家都非常興奮,就硬把那個玩具要過來了。因為這個很逼真的核潛艇造型的玩具,能給我們很多的參考。當時,我們的技術薄弱到這種程度。5張照片加一個玩具模型,能看到什么? 實際上也就是給我們一個感性的印象。到底核潛艇里頭的核心是什么? 實際上最核心的就是它的‘心’,說白了就是它的反應堆,它的整個動力裝置。任何一項技術發明,如果一點基礎都沒有,那就要借鑒參考其他國家和其他人的東西。可是,你見都沒見過這個東西是什么樣,你怎么設計圖紙? 因為當時信息不發達,圖紙要靠手工畫、手工設計,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么樣的,怎么設計? 它由哪些部件組成? 有幾個艙室? 外殼怎么樣? 最后用什么助力推進? 靠什么通信? 配套設施工程如何實現?”會議當年研制伊始的情景,彭士祿總是思緒萬千。

    當時條件很差,室里的大多數人都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而且學的都不是核專業。怎么辦? 彭士祿就和其他幾位留蘇的同事當起了老師,開設了反應堆等5門專業課。兩年后,這些大學生們都成了核動力的專家,都姓了“核”。那時,大家是吃著窩窩頭搞科研,倆窩窩頭都吃不上時,大家就挖野菜吃。那時沒有電腦,僅有一臺手搖計算機,大家就拉計算尺、打算盤,那么多的數據都是靠這些工具沒日沒夜地算出來的。

    生活上的困難,對彭士祿來說根本不算什么。因為他牢牢地記著蔡暢媽媽對他講過的一句話: “打江山的是我們,搞建設要靠你們!”所以,他不覺得苦,他只感覺到肩上的擔子重。

工作中的第一艘核潛艇建設者（資料圖）

    在潛心研究核潛艇動力裝置階段,彭士祿非常提倡研究室的人要努力學習,當時跟他一起在實驗室工作的年輕大學生,后來成長為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總工程師的黃士鑒說道: “當時對我們來說,彭主任在干什么,我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們看到他總是在努力地講課呀,準備呀,弄這個弄那個呀……總是睡得很晚。他總是鼓勵我們要努力學習,曾經用一句很形象的話激勵我們:你們應該屁股圓腦袋尖,屁股圓能坐得住,你不能像猴子似的,猴子不就屁股尖嘛,猴子蹲不下來,那就是說你們要相反,屁股要圓,要坐得住,腦袋尖,鉆得進去,腦袋不尖是鉆不進去的。這句話非常生動形象,使我受用一輩子。”

    一切從零開始,學習起來談何容易? 彭士祿深知,研制核潛艇,僅憑一腔熱血是不夠的,這需要把自己和別人已有的經驗和技能進行轉化,同時吸收新的知識。

    當年彭士祿帶領的年輕人,后來成為核潛艇技術專家的焦增庚回憶說,當時彭士祿是技術六級,按規定享受專家待遇,可以住所里的專家樓,上下班乘班車。可是,他為了加班方便,自己放棄了專家樓的好條件,搬到集體宿舍,選了一位同樣喜歡“開夜車”的同志和他住一個房間。倆人每天加班到下半夜,而且每天和大家一起從所里的南區走40多分鐘的路到北區上班。他的行動,他對核潛艇工程的執著精神和堅定信心給了大家很大鼓勵。47-1室的同志們在他倆的帶領下工作熱情都非常高,大家靠著對核潛艇事業的熱情和頑強拼搏精神日夜奮發工作。早上,規定8點上班,可室里的同志7點鐘差不多就到辦公室了,有的學外語,有的開始搞研究、搞計算……晚上,差不多都要加班到快10點鐘才回南區,很多已經結婚南區有家的人下班也不回去,而是在北區食堂吃晚飯稍事休息后就到辦公室加班,甚至星期天很多人也到辦公室加班。

    根據原子能研究所黨委提出的“坐下來,鉆進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祿針對全室大多數人只會俄語不會英語,而外文資料又大多為英文的狀況,組織了英語學習。大家從每天早晨5點多種就起床背英語單詞,甚至上廁所時也在背,到夜深了還要背上幾遍新學的單詞才去就寢……這樣邊學英語,邊看與各自專業有關的英文資料。經過兩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過了英語閱讀關,并且摸清了國外核電站、核動力裝置的基本情況。

    彭士祿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強烈事業心和主人翁的責任感,一邊堅持科研工作,一邊對專業知識不足的科技人員集中進行核反應堆工程專業知識培訓,先后開設了核反應堆物理、熱工、結構、自動控制和動力裝置等課程,由他和留蘇同學韓鐸、蔣濱森、沈俊雄等主講。此舉培養了一批核動力科研工作的骨干力量,為進一步開展和擴大核動力研究設計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礎。

    彭士祿懂得,核動力工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懂得內在規律,勢必得不到工作上的自由。他在一步一個腳印地準著……

    當時,國內的計算工具只有計算尺和手搖計算器。一種方案的計算,借助老式計算機要幾個人連續工作一個多月才能完成。在彭士祿的主持下,大家就是使用這樣簡單的計算工具對收集到的國外的數據進行反復驗算、校核和修正。彭士祿領著大家動手建起常溫零功率堆和高溫高壓零功率試驗室,就連證實反應堆在冷態下的安全可控性這個極為精密的手段,也是靠他們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全尺寸零功率試驗裝置。彭士祿親自計算和校核了許多數據,經過選擇論證,最終確定了中國自己的核動力裝置100多個靜態和動態參數。

    1988年，在我國核潛艇勝利完成水下發射運載火箭后，中國第一代核潛艇幾位總設計師合影。趙仁愷（左一）、彭士祿（左二）、黃旭華（右一）、黃緯祿（右二）。
（資料圖）

    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僅在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少數幾個大學里設了原子能專業。然而,即使設置了專業,師資仍相對匱乏,原子能研究所的許多專家和青年知識分子都被聘到這些大學里當兼職教授。

    當時的原子能研究所歸二機部和中國科學院雙重領導。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的郭沫若聘請彭士祿為副教授,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講授反應堆理論。

    當時,彭士祿他們先在科大講完課后,再回到原子能所47-1室給大家講課,原子能研究所的科技人員對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核專業人才的培養起了重要作用。

    彭士祿在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那時候,從北京郊區坨里的研究室到位于北京長安街西面的科技大學,站在公共汽車上,肚子咕咕叫,但一想到為核動力事業培養人才,就挺過去了。當時,我們一邊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講課,一邊給研究室里的同事講課,核動力專業方面,我講熱工水力,講了200多個學時,別人講物理、自動控制等方面的內容。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講了兩年,教材是自己編的,自編自教。”

    “那時,彭士祿老師講的專業課是我們大學里最復雜的課程之一,他上課從不帶講義,不拿參考書,只拿幾支粉筆。他寫板書,長長的反應堆熱工計算公式推導和數學計算,不看書,不抄本,準確嚴謹。他講解的定義、公式、物理概念極為明確,整個章節講解思路清楚,重點突出。他從不主張學生們死記硬背,而是提倡我們一要弄懂概念、道理,二要能推導、計算,三要有獨立地運用于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今已成為出色的核能專家的郝東秦回憶說。

    “那時的課堂氣氛還非常活躍。彭士祿老師要求我們要勤奮好學,善于鉆研,善于思考。要學習、學習、再學習,思考、思考、再思考……要像愛自己的老婆一樣愛自己的書本。他充滿智慧、幽默、輕松的鼓勵,使我們終生受益匪淺。”

    這些受教于彭士祿的學生們,就是核潛艇工程的種子! 那時,他們唯一的愿望就是盡快渡過這段暫時的困難時期,努力創造條件,積蓄力量,爭取早日使這一尖端項目重新上馬。

    中國核潛艇現任總設計師回憶說:“當時原子能所有人提出集中搞幾個方案,其中一個方案是向國慶獻禮方案。此方案以當時蘇聯列寧號破冰船為基礎,以其技術、資料、參數來進行設計。這個參數的壓力是200 個大氣壓,溫度是300攝氏度,而當時我們國家別說核裝置,就是蒸汽輪機也只有90個大氣壓。怎么辦? 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制定了在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兩項方案:第一是搞調查研究,第二就是對我們這些人進行培訓。

彭士祿（資料圖）

    彭士祿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抓的這兩項工作是非常及時、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需要的。后來的許多事實也說明,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彭士祿都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他敢于拍板、做決策。因為那時大家沒有經驗,當時的許多工作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群眾中的說法有各種各樣,對各種問題的意見分歧也很大,彭士祿每次拍板心中都是有數的。他拍板有時也會拍錯,與實際情況有出入,但他善于團結人,把一部分人吸引到他的周圍,同他一起干。這批人在他身邊給他當參謀助手,對他做的不正確的決定進行修正,再把他的決策推動下去。我們國家核潛艇搞得那么快,這在世界上是哪個國家都做不到的。這些成就,得益于彭士祿的指導思想。后來我們國家搞國內大型核電站建設,仍然是在彭士祿的思想指導下實現的。所以,在整個核動力的事業中,彭士祿的足跡是非常成功的,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只要按照他的路線走,才能走得快、走得穩,將事業推上去。而且,只有一步一個腳印、亦步亦趨地腳踏實地做工作的人,才會有這樣的膽量和學識。”（文章來源：《彭士祿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