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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功業  一代楷模

——記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

錦城巴人

    編者按：今年是我國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首次滿功率運行實驗成功50周年、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909基地）建院55周年。過兩天恰逢彭士祿院士95歲華誕，下文是我網特別首發從大學畢業開始工作，直至退休一直在中國核動力院工作的錦城巴人撰寫的紀念文章，以表示我們對彭士祿院士的敬仰之情和衷心祝福，祝彭總健康長壽！

    彭士祿是我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國際著名的核動力專家，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作為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和六機部主管核潛艇項目的副部長，既是組織領導者、重大技術問題的決策者，又是研究設計的直接參與者、帶頭人，為核潛艇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貢獻，早就被國內外一些媒體譽為“中國核潛艇之父”，被列入世人矚目的英國1987年出版的《世界名人錄》。1982年12月，“美國核潛艇之父”喬治•里科弗退休海軍上將訪問中國，參觀了中國原子能院、武漢造船廠、東海艦隊的導彈驅逐艦和常規潛艇，與部分核科技人員進行了交流，他在回國登機前遺憾地說:“就像兩顆慧星不相遇，你們的真神沒有出來......”他說的“真神”就是指彭士祿。

    作為首任總設計師，被里科弗稱為真神的彭士祿本可順理成章地戴上“之父”這頂桂冠，他卻堅決不同意“之父”的說法，他說：“我這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我不是什么‘之父’，是核動力領域的一頭拓荒牛。”他為什么不要“之父”這頂可以名利雙收的桂冠？傻嗎？當然不是！那他是怎么想的？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在建造核潛艇和核電站這兩大工程中做出了哪些突出貢獻？今年已95歲高齡的彭士祿有著怎樣的傳奇人生？請看下面的故事。

    一、臨危受命、勇挑重擔的“彭大膽”

    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東風，1965年3月20日，周總理召開中央專委會決定核潛艇工程（代號09工程）重新上馬，要求二機部負責在1970年建成陸上模式堆。消息傳來，搞核潛艇研制的科技人員歡欣鼓舞，萬分激動。時任潛艇核動力研究所（715所）副總工程師（無總工程師）的彭士祿更是心潮澎湃、浮想聯翩。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為了集中精力搞兩彈，核潛艇項目暫時下馬，孟戈飛、趙仁愷、周永茂等老同志被調去支援原子彈工程后，自己臨危受命，任核動力研究室（47-1室）主任，帶領50多名科技人員臥薪嘗膽，苦煉內功的情景一幕幕閃現眼前：

    研究室內除少數幾個核專家外，其余都是非核專業的大學畢業生，都是學的俄語。那時的生活也非常困難，經常吃不飽，靠野菜充饑，許多人得了浮腫病，大家仍然起早貪黑學英語，甚至上廁所都在背單詞。室里還開設了反應堆、熱工、動力裝置等五門課程，專家講課與互教互學相結合，還到各大圖書館、中科院和高校查閱有關英文資料，邊看邊譯，不僅過了英語閱讀關，還摸清了國外核電站及其動力裝置的基本情況。

    每人每月只有8元錢的辦公費，不能出遠差，無錢做實驗，又無核潛艇資料，就參考國外核電站搞理論研究、方案設計。為了驗證一個參數，人們常常三班倒，夜以繼日地用室里僅有的一臺手搖計算機和幾把計算尺連算好幾天，有的人手臂搖腫了，有的人手心磨起泡，仍然堅持搖下去，直到驗證準確為止。

    身經百戰而榮辱不驚的老帥們知道這種情況后，也深受感動。陳毅元帥說：“8元錢，太可憐了！經費不能壓縮，人員應該補充，核潛艇要上去。”徐向前元帥說：“一定要保住這支可貴的科研隊伍，一定要保住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否則，核潛艇上不去......”

    為了更好地保存這支骨干隊伍，1963年8月15日，中央專委第六次會議決定將海軍09研究室與二機部47-1研究室合并，組建為國防部七院潛艇核動力研究所（715所），編制200人左右，到1965年5月增加到500多人。隸屬關系雖然在國防部、國防科委、二機部、六機部之間多次變更，處境尷尬，但搞潛艇核動力的任務始終未變，人們誓把核潛艇搞出來的信心和決心不但未變，而且更加堅定。經過三年多的勤學苦練，這支隊伍已成為攻克潛艇核動力裝置的“突擊隊”、“尖刀連”，不少人成為各個專業的帶頭人、排頭兵。

    毛澤東主席發出的“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誓言仿佛在彭士祿的耳邊回響，他和戰友們憋足了勁，準備甩開膀子大干一場，盡快建成陸上模式堆，盡快建成核潛艇。

    然而好事多磨，在審查設計方案時，有的專家和部門提出：核潛艇就是常規潛艇加核動力，可以把現有的自制仿蘇潛艇一分為二，中間加上核反應堆就行了，這樣既節省經費又縮短時間，可保證按期造出核潛艇，何必大動干戈，搞什么陸上模式堆和研制很多新設備。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講的似乎也有道理，可惜把核潛艇想得太簡單了，把核反應堆想得太簡單了，如果這樣就能造出核潛艇，不知有多少國家都早已造出核潛艇了。早在1961年初，海軍政委蘇振華就提出“以堆為綱，船、機、電、彈緊緊跟上”的方針，指出核動力反應堆是核潛艇的心臟，沒有心臟，就沒有核潛艇。當時我國只有幾個小型實驗反應堆，雖然都是“堆”，但與動力堆完全不同，特別是用在核潛艇上的核動力堆，較之陸上反應堆，它必須具有體積小、重量輕、耐沖擊、耐搖擺、機動性和安全可靠性更高等特點，這是保證核潛艇是否安全的關鍵和壓艙石。若反應堆稍微出點問題，就會釀成大事故，貽誤戰機，甚至艇毀人亡，引發災難性悲劇。彭士祿和剛從大西北風塵仆仆歸來的趙仁愷等人據理力爭，講完上述理由后，個子不高、滿頭黑發、穿著隨便、性格倔強，略帶廣東口音的彭士祿又補充說：“我們從未造過動力堆，也沒見過核潛艇，如果沒有陸上模式堆做實驗驗證，糊里糊涂就裝艇，十有八九會出大問題。”

    接著，他又進一歩指出：“陸上模式堆不是模擬機，而是按艇體艙段的實際大小，建造一個1：1全尺寸的反應堆，把正在研制和準備研制的最先進設備裝在里面，進行核動力裝置的各種性能試驗，掌握運行特性，為建造核潛艇提供實際經驗，這樣既能保證一次性成功，又能盡快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同時還能培訓負責運行和維修核潛艇的官兵。”

    兩種觀點爭論非常激烈，一直反映到周總理和聶帥的案頭，周總理和聶帥都認為，為了保證核潛艇建造一次成功，必須在陸上完成核動力裝置研制，確保安全運行后才能安裝上艇。聶帥還說：“總體也不要用常規潛艇的艇型，要重新設計，不然搞得兩不像，既不像常規潛艇，又不像核潛艇。”

    原定核動力裝置（主要由反應堆、一回路系統、二回路系統、核儀表和控制系統等部分構成）分別布置在堆艙、主機艙和輔機艙中。此時某單位提出了一個先進的“一體化”方案，錢三強副部長組織有關專家進行分析論證，彭士祿、趙仁愷等人認為：“一體化”方案雖然先進，有很多優點，缺點也很突出，維修非常困難，我國的工業基礎比較薄弱，又沒有建造潛艇核動力裝置的任何經驗，現在搞“一體化”布置方案很不現實，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經過激烈的爭論，在錢三強等專家的支持下，二機部同意原定的核動力裝置分散布置方案，正式上報六天后的1965年8月25日，中央專委和中央軍委就批準了陸上模式堆的建造方案、地點和協作關系，決定在四川夾江建設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基地（代號909）。

    彭士祿、趙仁愷兩位核動力專家因核潛艇工程下馬而分開，因重新上馬再會合。兩人年齡相近、目標一致；性格不同、配合默契。彭士祿無私無畏，敢于擔當敢拍板；趙仁愷有勇有謀，穩扎穩打穩向前。都為我國的核潛艇和核電站建造做出了重要貢獻，都是我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909基地的兩大功臣和無冕英雄。

    為了保證核潛艇如期建成，彭士祿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各項重大設備一次訂貨兩套，但相隔數月交貨。許多人為他擔心，如果模式堆出現差錯，第二套設備就會報廢，將造成重大損失，風險太大了。彭總深信模式堆不會出現重大問題，他說：“經過模式堆的安裝、調試和運行考驗，第二套設備小修小改就可以裝艇了，若等陸上模式堆試驗完再訂貨，設備制造至少需要兩三年，會浪費很多時間。”由于此大膽決策，在1970年8月30日陸上模式堆成功達到滿功率僅4個月后，我國第一艘核潛艇就于12月26日在葫蘆島造船廠下水，充分證明了彭士祿的想法是正確的。

    二、無私無畏、敢于擔當的“彭拍板”

    1965年9月，715所的一支先遣隊秘密離開北京，來到四川的青衣江畔，開始建設909基地（對外稱“西南水電研究所”，歸海軍期間叫“成字137部隊”）。不久后，彭士祿、趙仁愷、符德璠被任命為909基地副總工程師，彭為技術總負責人，行使總工程師職責（總工程師必須教授級，彭當時是副教授）。根據三線建設必須“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基地辦公、實驗、生活區（2號點）位于夾江、峨眉兩縣交界處的淺山區，與陸上模式堆工地（1號點）相距近20公里。模式堆廠址隱蔽在大山深處的兩座小山之間的狹窄山溝里，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河從廠址前經過，90度急拐彎后蜿蜒奔向山外的青衣江。建成后，如果不走到跟前，人們無論從地面或天上都看不見廠房的身影；如果不經過河上的兩座小橋，休想走進廠房的大門。這里真是上天賜予的一塊風水寶地！但是，這里沒有公路，遠離鐵路，也不通電話，聯系極不方便。先遣隊員們住老鄉家、喝稻田水，物資奇缺，潮濕多雨，老鼠毒蛇蚊蟲肆虐，木棍、手電、雨靴是創業者們必備的三件“武器”。他們克服種種困難，開山放炮修公路，三通一平建廠房，翻山越嶺架高壓線，因陋就簡蓋干打壘......正干得熱火朝天時，“文革”風暴迅速席卷全國，北京所部和夾江基地均受到猛烈沖擊，形成對立的兩大派，周圣洋所長、蘇萍政委等領導干部和核動力專家被批斗、打倒或靠邊站，科技人員成了“臭老九”，還到處抓現行反革命，搞得人人自危，心有余悸，各項工作舉歩維艱。為陸上模式堆研制設備的24個省市自治區的1200多個研究所和制造廠，幾乎都處于停工停產狀態，協調09工程的系統面臨癱瘓威脅，彭士祿心急如焚，將情況反映到中央專委09辦公室。

    1967年8月30日，正生病住院，且受到所謂“二月逆流”沖擊的聶榮臻元帥不顧個人安危，頂著林彪、“四人幫”一伙的巨大壓力，簽發了中央軍委關于加強09工程建設的《特別公函》:“09工程是毛主席親自批準的尖端國防工程，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沖擊車間，更不得以任何借口停工停產......”。 《特別公函》迅速傳達到有關單位后，對立的兩派都爭著為建造核潛艇做貢獻，生產秩序開始恢復。但是，陸上模式堆工程進展仍然非常緩慢。1968年7月18日，毛澤東主席簽署命令，要求成都軍區派一名師級干部和一個工兵營進駐909基地，加強基地領導和模式堆建設，這就是著名的“7.18批示”。基地形勢迅速扭轉，建設速度快馬加鞭。不久后，八千軍民從祖國的四面八方來到909基地，開始了轟轟烈烈的陸上模式堆大會戰。

    作為技術總負責人的彭士祿，每天都要遇到很多問題，無論爭論多激烈，風險有多大，他都敢于拍板。他常對同事們說：“錯了我負責，砍頭砍我的，要坐牢，我去。對了，功勞和成績是大家的。”凡是有七分把握，他就當場拍板；當場不能拍板的，回去后立即研究，很快拍板，決不拖拖拉拉。他大膽拍板的故事不勝枚舉，因此，在“彭大膽”之外，又有了個盡人皆知的雅號——“彭拍板”！

    1969年10月，陸上模式堆進入緊張的設備安裝、調試階段，各種設備數萬臺套，因此，是各個系統各種設備集中暴露問題的時期。如第一次試裝核燃料元件時，有極少數元件不能插入吊籃的柵格孔內，有人提出退貨，有人揚言要抓破壞分子，議論紛紛，氣氛非常緊張。彭士祿說：“燃料元件和吊籃是不同廠家生產的，現在又是文革時期，處于不正常狀態，有點誤差難免，不要亂扣帽子，退貨已來不及，我們自己想辦法解決吧。”立即組織12人的搶修隊，用“研磨棒”磨去柵格孔內的超差部分，12人輪番上陣，很多人手上打滿血泡，經過15個日夜奮戰，使全部燃料組件順利地插入柵格孔內，達到了設計要求。

    反應堆及一、二回路熱試車時，蒸汽發生器的蒸氣側有個“安全閥”漏氣，怎么調試都解決不了漏氣問題，彭士祿當場拍板把這個“安全閥”割掉，漏氣問題立即解決。因為設計時已確保最高溫度時蒸汽也不會超過設計壓力，此安全閥實屬多余，故可去掉。

    反應堆控制棒系統原先安裝有9個自動停堆信號裝置，在提升功率試驗中，常發出錯誤的停堆信號引起誤停堆。彭總說：“過分追求安全反而不安全。”斷然拍板去掉幾個信號裝置，很快就解決了誤停堆問題。

    主泵是核動力裝置一回路系統的關鍵設備，必須耐高溫高壓且完全密封，當時國內根本沒有這方面的資料。雖然早就開始研制，但一直沒有成功。彭士祿找來水泵課題組的何雅音、白程翔等人，讓他們根據自己偶然看到的一張外國主泵照片畫出草圖，寫上技術要求和說明，然后組織他們與沈陽水泵廠、哈爾濱電機廠聯合設計、攻關，終于研制出一臺高性能的耐高溫高壓全密封主泵樣機。但因當時的澆鑄和焊接技術不夠高，密封泵的外殼有瑕疵，軍代表不讓出廠。生產廠也是兩種意見，誰也不敢拍板。此時已經是1969年夏天，再造一個時間不允許。彭士祿接到電話后，連夜趕到沈陽，聽取各方面意見并做了認真細致的檢查，讓工廠對外殼進行了補焊和重新打磨，檢查后認為可以出廠。由于責任太大，廠方和軍代表仍不敢簽字，彭士祿說：“我先簽，出了問題我負責。”不僅救活了這臺聯合攻關研制出來的全密封主泵樣機，保證了模式堆按期安裝，還使后來生產的主泵達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期世界先進水平，填補了國內空白，成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耐高溫高壓全密封泵，后來被推廣到民品中，大大提高了工廠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從上面幾個小故事可見，彭士祿之所以敢于拍板，是出于他對事業的忠誠和陸上模式堆的緊迫性，出于他扎實的技術功底和科學分析技術問題的能力，從眾多影響因素中找到問題的關鍵并予以解決。

    陸上模式堆建造期間，正值文革高潮，動不動就上綱上線，核潛艇研制又是國家最高機密，稍出問題，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輕則游街批斗，重則關進監獄，甚至被判處死刑。909有數十人被打成牛鬼蛇神、現行反革命或5.16分子，還有人“畏罪自殺”身亡。因此，人們說話、辦事都處處小心。為什么彭士祿不怕風險，敢于擔當，大膽拍板呢？人們說因為他的父親彭湃烈士是被毛主席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英雄，他是響當當的烈士子女、紅二代，所以膽子大，敢拍板，其實人們哪里知道彭士祿此時的巨大壓力和內心痛苦。1968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妻子馬淑英淚流滿面地交給他一封家信，看完信后，他才得知“造反派”將他96歲高齡的老祖母，為中國革命事業獻出了六位親人，被毛主席稱為“革命母親”的周鳳污蔑為“地主婆”，游街批斗并被關進海豐縣監獄，宣布他的父親彭湃和母親蔡素屏是“大叛徒”，他的親弟弟，曾任海豐縣委副書記、縣長等職的彭洪被迫害致死，還把曾與他一起參加東江抗日縱隊的堂弟彭科砍頭示眾，將頭顱割下來掛在海豐縣城樓門上達三天之久......

    周總理得知此消息后，親自下令“把彭湃同志的母親接到廣州保護起來”，否則，也會被活活斗死。文革中，彭家共有7人慘遭迫害，其中6人致死。親人被游街批斗、被砍頭示眾的慘景使他渾身顫抖，手中的書信像鉛塊一樣沉重地掉落在地上，站在旁邊的七院院長于笑虹彎腰把信檢起來，本想安慰幾句，自己卻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彭士祿強忍悲痛和眼中的淚水，把家信折好后放進口袋里，對于笑虹說：

    “老于，不要告訴任何人，現在正是建造模式堆的關鍵時期，絕不能因為這件事影響工程進展。”

    他默默地承受著這一切，悲痛和屈辱沒有壓垮彭士祿，他感謝敬愛的周總理，堅信黨和人民終有一天會為自己的父母和親人們平反；他深知肩上的重任，必須像父親一樣堅強，排除一切干擾，盡快建成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第二天，他和平時一樣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審查圖紙，布置工作。

    1978年4月，習仲勛同志出任廣東省委書記，立即著手平反冤假錯案。他親自到汕頭市和海豐縣深入調查文革中發生的反彭湃事件并將調查情況上報中央，1979年1月，在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習仲勛宣布：“文化大革命”中，海豐縣發生的反彭湃事件是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組成部分，其矛頭直接指向周恩來和葉劍英、徐向前等老同志，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必須嚴懲制造這起反彭湃事件的罪魁禍首。正式宣布為彭湃等人和被牽連的3000多名干部、群眾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文革結束后不久，彭士祿得知昆明魚雷研究所經過長期攻關，研制出一種新型號魚雷，但遲遲不能通過驗收，處于停工停產狀態后，立即到昆明魚雷研究所等單位調查研究，認真聽取了陳志鈞、劉群采用小子樣可靠性研究成果報告，結合實際情況，當場果斷拍板這批魚雷可以出廠。這幾家從內地搬遷至祖國西南邊陲的單位很快恢復生機，走上正軌，為我國09-1型核潛艇——反潛魚雷核潛艇和建設強大的海軍做出了重要貢獻。

    彭士祿敢于拍板，并非“盲動主義”，也不是心血來潮，除了運用“七分把握拍板法”外，他手里還有三張牌：

    第一張、數據牌。對核潛艇、核電站的每個系統、每個部件都了如指掌，重要數據都親自計算一遍，做到心中有數。

    第二張、簡單牌。凡事越簡單越好，做事要做減法，把復雜的工程問題和經濟問題做最簡單的求解。

    第三張、團隊牌。依靠團隊的力量、集體的智慧來解決問題、完成任務。

    他總是隨身帶著一把計算尺，經過計算，只要有七分把握就拍板，余下三分風險通過實踐來解決。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認知科學家赫伯特.西蒙認為：決策是管理的首要職能和中心，決策貫穿管理的全過程，并用“滿意性準則”代替“最優化準則”作為決策的主要依據和根本準則。彭士祿的“七分拍板法”與西蒙的“滿意性準則”決策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拍板”者“決策”也！西蒙因創立“滿意性準則”決策理論而獲得197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彭士祿的“七分把握拍板法”雖然沒有系統的理論，更不可能獲得什么獎，但貫穿于建造核潛艇和核電站的全過程，因此取得了成功。他說：“時間是生命、是效益、是財富。有些問題只有趕快定下來，通過實踐再看看，錯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這比無休止的爭論要高效得多。不怕拍板，不怕拍錯板，因為拍錯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三、求真務實、開拓進取的核專家

    周恩來總理和錢學森同志都曾經說過：核潛艇是比兩彈更復雜的系統工程。的確，美、蘇、英、法都是先有導彈、原子彈、氫彈之后才造出核潛艇。主要原因之一是核潛艇的心臟——核動力反應堆很難研制出來。例如印度，曾于1971、1977和1980年三次啟動潛艇核動力堆研制，三次均無功而止。1988年，以訓練名義租用蘇聯核潛艇，租用期間進行了多次“檢修”，仍然無法突破核反應堆技術而暫停核潛艇研制。1998年5月，印度進行了地下核爆炸，再次將核潛艇研制提上日程，又租用了兩艘俄羅斯核潛艇，在俄羅斯的幫助下（據說俄高價賣了些圖紙給印度），才終于造出了潛艇用核反應堆和核潛艇，前后總共花了100多億美元。2009年7月核潛艇下水，但事故不斷，直到2015年才正式服役。從1988年算起，到核潛艇下水，用了21年時間，到正式服役，成為世界上第六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用了27年時間。由此可見研制核潛艇之難。

    我國從1958年9月啟動核潛艇研制開始算起，到1971年12月核潛艇下水，只用了13年時間。從1965年重新上馬算起，只用了6年多時間，到1974年8月正式服役，只用了9年時間，是廣大科技人員、工人、干部和解放軍官兵發揚“自強自立、創新協同、求真務實、拼搏奉獻”的09精神，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創造的奇跡！

    我國之所以能較快攻克核潛艇的心臟——核動力反應堆這一難關并繼而建成核潛艇，除上述原因外，作為陸上模式堆總工程師、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的彭士祿功不可沒，他為此做出了重要貢獻。前面兩章已經講了不少故事，這里不妨再舉幾個事例。

    在彭士祿的主持下，1963年重新開始潛艇核動力裝置方案研究，1965年下半年進入初步設計階段，為了滿足核潛艇的總體性能要求和保證設計質量、進度，彭士祿創造性地建立了一整套靜態和動態主參數計算方法，為主參數選定、主設備選型、各系統匹配等方面起了重要指導作用。他還將算出的100多個數據分解到各專業，形成各自的設計參數，然后反饋回來給予最后確定。如反應堆工作壓力，以前參照蘇聯列寧號核動力破冰船的報導資料定為200個大氣壓，彭士祿經過計算，又畫了很多曲線進行比較，論證了合理的壓力范圍，斷然指出這個數據是錯誤的。有些人好心地提醒他：列寧號早已建成且航海破冰數年，它的的數據怎么會錯？很可能是你在莫斯科動力學院時教你的老師們設計的，他們都是核動力方面的權威。彭士祿說：“我非常尊重權威，但不迷信權威。我尊重老師，但更尊重科學和真理。如果老師錯了，把他的錯誤改正，這才是對老師的最大尊重，才能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后來列寧號破冰船也發表聲明，說某某雜志上刊登的這個數據是錯誤的。著名核動力專家周永茂院士2017年10月說：“如果采用200個大氣壓，我估計陸上模式堆現在也搞不出來。”

    在核動力裝置中，反應堆是最關鍵的設備，而反應堆最核心的部件是核燃料組件及其控制棒的組合形式，在各種方案的比較中，彭士祿構思的方案被選中。這一方案既能將數以千計的細小核燃料棒巧妙地組合成若干組燃料組件，又能保證控制棒及可燃毒物棒的靈活布置，且制造及裝配比較簡單。這一關鍵技術的解決，極大的加快了模式堆的設計和建造進度。

    1970年7月15、16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陸上模式堆專題會議，參加會議的李先念等20多位負責人和11名核專家，認真聽取了核潛艇陸上模式堆研制專項工作報告，由彭士祿、昝云龍（時任模式堆生產指揮組副組長）主講，會議批準了7月18日開始提升功率試驗的計劃。周總理再三囑咐“要充分準備、一絲不茍、萬無一失、一次成功。”會議結束后，周總理親自指派專機送參與啟堆指導的11名專家、09辦公室主任陳右銘等領導和彭士祿一行立即返回909基地，為提升功率試驗做最后的檢查和準備工作。
 
    7月18日18時，模式堆開始升溫升壓，彭士祿雖然胸有成竹，心情仍然很緊張，他和在場的領導、指導專家都睜大眼睛盯著主控室那一排排閃著藍光的信號燈和不停轉動的儀表指針，值班操縱員全神貫注地巡視和記錄著儀表上的各種數據。

    與此同時，在北京中南海總理辦公室，周總理也在密切關注著試驗的情況，一連10多個小時，隔段時間就打電話給國防科委詢問試驗情況，并及時指示：“不要急，要仔細做好工作，把工作做好為原則”。“要加強現場檢查，越是試驗階段，越要全力以赴，一絲不茍，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數據。”

    試驗期間，彭士祿和趙仁愷、符德璠三位總師吃住在現場，多日不回家。他們把被子搬進廠房，24小時連軸轉，困了就找個安靜的地方睡一會兒，以便隨時發現、分析試驗中出現的各種情況，當場解決出現的各種問題，確保功率試驗按計劃、分9個階梯穩步提升，萬無一失地進行。

    7月26日6時，反應堆功率達到9.6%，兩臺汽輪發電機組向電網供電，在我國首次實現了核能發電。8月30日18時30分左右，負責熱工計算的黃士鑒等人反復計算了三遍，確認反應堆功率已達到100%，彭士祿立即用專線電話告訴周恩來總理。值長耿其瑞大聲宣布：“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達到100%滿功率運行！”主控室頓時響起熱烈的掌聲。

    中央軍委、國防科委、海軍、二機部、六機部等領導機關發來賀電，專家、科技人員、工人和干部舉杯慶賀！慶賀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勝利建成！

    陸上模式堆及其基地的建成，其作用非常明顯，大大超出預期。

    第一、建成了反應堆物理、熱工水力等十幾個重要實驗室和一個計算機室，通過實驗，發現了誤差、修正了公式，分散添加了一些可燃毒物棒，對許多設計數據作了驗證和修改。

    第二、通過對核動力裝置的安裝、調試和運行，考驗了設備、摸清了反應堆的“脾氣”，解決了全系統某些“跑、冒、滴、漏”的密封問題，簡化了一些不必要的系統和閥門，提高了核動力裝置的可靠性，為核潛艇建造一次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之后，陸上模式堆進行了全壽期運行試驗，完成了500多個試驗項目，模擬出第一代核潛艇在各種工況下的運行性能、提供了潛艇核反應堆的運行壽期等重要參數，為制定核潛艇操作規程、換料和退役工作提供了試驗依據，為我國的核電站建設奠定了技術基礎。

    第三、培養了首批核潛艇操作維修官兵，他們上艇后就能獨立駕駛核潛艇，不少人成為核潛艇部隊的骨干，如首任艇長楊璽，后來成為核潛艇基地司令、少將。

    第四、909基地是中國核動力工程的搖籃，在此基礎上發展壯大的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成為我國唯一集核反應堆研究、設計、試驗、運行和小批量生產為一體、軍民結合的大型綜合性科研基地，不僅在保證軍用核動力研制方面完成了國家使命，而且為我國核電的自主創新和民用核技術開發做出了重大貢獻，是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第三代核電站“華龍一號”的源頭；培養出一支技術過硬、能力超強的核動力隊伍，50年來先后為秦山、大亞灣等核電站，為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核動力運行研究所等單位輸送了近千名核動力專業人才，他們中有的成為部長、院士、將軍、局長、院長、核電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總工程師和著名專家教授。

    在此還想順便提及當年發生的一場意想不到的變故：即陸上模式堆建成后，1971年2月，海軍突然把909基地的行政管理權限交還給二機部，根據二機部和七院的《聯合通知》，1971年6月彭總率領部分科技人員離開909基地到七院核潛艇總體研究設計所（719所）武漢分部，參加后續艇的安裝、調試、試驗等工作，其余大部分人員留在909基地繼續從事陸上模式堆的運行試驗和潛艇核動力裝置的研發等工作。當時聶帥和蘇振華政委都被“靠邊站”，“交還”是誰的決定和高層背景無從知曉，關于《聯合通知》的由來，此次變故對核潛艇工程，特別是對909基地的影響至今還有不同看法。筆者對這場變故的具體情況一無所知，是非利弊，不可妄加評論。但從秦山核電二期1987年招投標一事中可以看出，彭總是秉公辦事的。當時，有關領導部門只讓核一院（909基地此時已更名為核工業部第一研究設計院）搞軍，不讓參加投標，此時己任秦山二期核電董事長的彭士祿頂住各方面的壓力，主持公道：一院有實際工作經驗，應該參加投標。于是，一院才獲得了一次展示實力的機會，在董事會主持的招評標會上，經過專家評委仔細研究討論，無記名投票，一院一舉獲得了“反應堆及反應堆冷卻劑系統”標段，成為一院走向軍民結合的里程碑。但后來有人代表機關出面干預，要求一院退出中標。彭總不計個人得失，不怕得罪某些領導和部門，堅持原則，支持一院不退標的意見。

    陸上模式堆滿功率運行試驗成功后，彭士祿立即率數十名科技人員和工人奔赴核潛艇造船廠，參加首艇核動力裝置的安裝、調試。1970年12月26日，核潛艇下水，1971年8月15日開始系泊試驗和航行試驗。他身先士卒，隨艇出海，臨行前，對妻子說：“放心，這次一定能成功，我有信心。萬一喂了王八，你也別哭。”妻子馬淑英深知，核動力事業是丈夫的第一生命、“第一夫人”，他將全部心血和赤誠都獻給了心愛的核動力事業。因此，她沒有任何怨言，甘當“第二夫人”，默默無聞地做好本職工作和后勤保障。

    1974年8月1日，“長征一號”核潛艇正式交付海軍服役后，彭士祿就扎根在葫蘆島核潛艇制造廠進行后續艇的安裝調試工作。有一天胃疼劇烈，滿身大汗，濕透衣衫，工地醫生診斷為急性胃穿孔，有生命危險。海軍首長立即派專機將海軍醫院的外科駱主任等醫生送到工地來做手術，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還發現他的胃有個已經穿孔而自身愈合的疤痕。駱主任說：“他的忍耐力太強了！”手術后第三天，海城發生了7.3級地震，同志們用擔架把他送上飛機回到北京，在海軍醫院住了不到一個月就出院，又開始超負荷工作起來。人們勸他好好休養，等身體完全恢復再工作，他卻說：“不怕死就死不了，核潛艇可一天也不能耽誤。”那年，他才49歲。其實，他的胃病已有20多年的歷史了，只要工作起來就忘了疼痛，連胃穿孔都不知道。由于胃大部切除，沒有完全恢復就投入緊張工作，至使前幾年已失去胃功能，不能吃飯也不能喝水，只能插一根鼻飼管給身體提供營養。面對此情此景，有個記者問他：“值得嗎？”他斬釘截鐵地回答：“值得！為了核潛艇，付出一切都值得，就是死了也值得！”

    1971年6月，彭士祿任六機部七院核潛艇總體研究所（719所）武漢分部所長，1973年3月，被任命為艦船研究院（七院）副院長，后又被任命為六機部副部長、總工程師。為了加強核潛艇工程的技術抓總和協調，1979年9月，國防科委和國防工辦決定建立核潛艇總設計師制，任命彭士祿為總設計師，黃緯祿、趙仁愷、黃旭華為副總設計師。

    作為總設計師、六機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在各艘核潛艇的試航過程中，他又解決了兩個關鍵技術問題：核動力裝置在海上沒有外電源的情況下，成功地進行冷起動；當主蒸汽系統的調壓閥失靈時，經過迅速改變控制方式，使反應堆能提供合理的蒸汽參數，保證核動力安全穩定地運行。他還在核潛艇建造過程中，及時協調解決了許多跨部門的設備制造廠出現的大量技術問題，如高壓容器設備、星光導航儀、慣性導航儀、魚雷設備等，使各類設備按時出廠，保證各條艇按時交付海軍，使我國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后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1989年1月24日，海軍第一屆核安全專家委員會成立，彭士祿任委員會主任，連任10年，為海軍核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研制建造核潛艇的同時，彭士祿還在我國核電站建設過程中，做了具有深遠影響的三件開拓性工作：

    一、為了解決華東地區的能源短缺問題，1970年2月8日，周總理批準了在華東地區建造我國大陸第一座核電廠的報告，即人們俗稱的“728工程”。原先準備采用12.5萬千瓦的熔鹽堆方案，彭士祿通過科學論證和調研，認為這種堆型難于操作，更無法維修，技術上不可行，在方案審查時，他力排眾議，提出我國自行研究設計建造的核電站應采用國際上技術成熟的壓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國剛建成的09陸上模式堆技術經驗及其工業配套設施，而不應采用技術不可行的熔鹽堆。他在搞核潛艇的同時，擠出時間親自計算了主參數，并率領幾十名科技人員對全國各地的設備制造能力進行調研，提出了3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方案。他的意見得到上海728院總工程師歐陽予的支持，1974年3月31日，病重中的周總理最后一次主持中央專委會，批準了30萬千瓦方案，為我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秦山核電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我國核電走“以壓水堆為主的技術路線”起到了關鍵作用。如果采用熔鹽堆方案，不是半途下馬，改用壓水堆方案，就是至今也建不成。因為到目前為止，全世界都沒有建成熔鹽堆核電站。

    第二、改革開放初期，迅猛發展的廣東省遇到了電力緊缺這一難以克服的瓶頸，每周只能停三開四，至使港澳臺和國外投資者望而卻歩。受交通運輸和石油進口等因素的制約，要建200萬千瓦級的燃煤或燃油發電廠幾乎不可能。為了解決廣東地區的能源短缺問題，國務院決定在廣東充分利用外資并引進國外技術設備，建造國內第一座大型商用核電站，1983年2月國務院特地任命彭士祿為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廣東核電建設總指揮并兼任廣東省委常委，不再擔任六機部副部長、總工程師和核潛艇總設計師，但兼任技術顧問，其總設計師職務由六機部719所所長黃旭華接任。3月22日，彭士祿帶領參加過核潛艇工程或核電站建設的昝云龍、張金麟（后來被調回搞09工程，是核潛艇第三任總設計師、工程院院士）、沈俊雄、郭天覺等10人組成的專家組奔赴廣州。他們深感肩負的責任重大，在廣東省委和省電力局的大力支持下，以驚人的效率和毅力夜以繼日地開展籌建工作，雙眼因天天熬夜而布滿血絲。除了要接待國際上那些聞風而至的供貨商、工程公司外，還要為核電站選址和擴大籌備辦隊伍而操心；還主持了與香港中華電力公司的合資經營談判和與法、英、德等外商的經濟技術談判事宜；將廣東核電辦遷至深圳，使之享受特區優惠政策；引進國外管理體制；通過對48個候選廠址的綜合比較，選定大亞灣廠址供中央最后拍板，因而才有了今日的大亞灣核電站；將法國最新一代M310型壓水堆百萬千瓦級機組作為我國第一座大型商用核電站的選型；對大亞灣核電站進行了經濟計算，分析了經濟效益，從管理學角度創造性地提出了“進度、投資、質量”三大控制要素的重要性和管理措施，于1984年向中央有關部門寫出了《關于廣東核電站經濟效益的匯報提綱》，指出工程進度推遲一天將損失100萬美元、工程推遲一年投資將增加3.5億美元，提出了核電站時間價值觀念的重要性，促進了大亞灣核電站早日建成投產。

    在核電站建設過程中，有些拍板和做法人們不理解，甚至認為是錯的而加以反對，說他好大的膽子，不請示就自行拍板，責問他：“是誰給你的權利？”他對這些指責從不放在心上，他說：“不是我大膽，那是我的責任，如果有100個問題，我必須解決99個，只能剩下1個必須要上面解決的問題，我才能請示報告。否則，要我這個全權負責的總指揮干什么？”他是按照市場的思維辦事，因此沒有事事向領導匯報。現在回頭看，彭士祿院士關于大亞灣核電站的基本重大決策是正確和影響深遠的，如果當時不這樣做的話，大亞灣核電站建設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可能要延誤五、六年時間，造成的損失有多大啊！

    第三、核電統一歸口核工業部管理后，1986年4月，彭士祿任核工業部總工程師、科技委第二主任，不久后任秦山二期核電站董事長。在此期間，提出了“以我為主、中外合作”的方針，堅持設計自主化、設備自主化、建造自主化、運營自主化和三制（業主負責制、招投標制、工程監理制）。親自進行了60萬千瓦壓水堆核電站的主要參數計算和投資估算，對投資、上網電價、回報率、還貸期限、凈利潤收入等均給出了定量數據，提出了同等因子與匯率風險的關系，為秦山二期的建設打下了良好基礎。他開拓進取，首次把招投標制引入核電工程建設，在當時遇到極大阻力，實踐證明，這一做法非常正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實力過硬的中國核動力院從單一為軍服務進入民用核電廠的設計、研發行列，走出了長期任務不足、難以發揮作用的困境，為我國大型軍用科研院所走向軍民結合的康莊大道提供了范例。

    四、姓“百家姓”，吃百家飯的“紅二代”

    1925年11月18日，彭士祿出生于海豐縣，他的父親是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領導人，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上世紀20年代，出身工商大地主家庭的彭湃，燒掉家中的地契，徹底背叛自己的家庭，在海陸豐掀起了中國農民運動的怒海狂潮，建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開創了影響深遠的海陸豐革命根據地，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1928年9月，彭士祿的母親，擔任海陸豐蘇維埃婦女主任的蔡素屏壯烈犧牲。1929年8月，他的父親彭湃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英勇就義，此時彭士祿年僅4歲。在此前后，還有彭湃的第二夫人許玉慶、三哥彭漢垣、七弟彭述、侄兒彭陸等相繼犧牲，短短兩三年內，彭家有六位親人為中國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年僅4歲的彭士祿也成為全國懸賞搜捕的“通輯犯”，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斬草除根”，地下黨把他轉移到潮州一帶老百姓家里寄養，輾轉一家又一家，每到一家就改姓換名，認父母認兄弟姐妹，前后不知換了多少家，姓“百家姓”，吃百家飯，穿百家衣，學會了打柴、放鵝、繡花等。后來被送到地下交通員陳永俊家，叫陳的母親為“姑媽”，1933年夏天，由于叛徒出賣，8歲的彭士祿和“姑媽”潘舜貞一起被捕入獄。在潮安縣監獄的女牢房里，還見到了“山頂阿媽”，兩位媽媽忍受著酷刑審訊，寧肯坐穿牢底也不供認他是彭湃的兒子。幾個月后，被單獨押至汕頭石炮臺監獄，為了邀功請賞，特意讓彭士祿站在監獄門口拍了一張照片，刊登在《民國日報》等各大報刊上，并用醒目標題“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師捕獲”以擴大影響，讓小小的彭士祿成為有名的“政治犯”，后來又被轉押到廣州感化院監獄。在這些監獄里，蓋破麻袋，吃摻滿砂子的霉米飯，渾身是虱子，疥瘡，差點病死在獄中。1935年獲釋后，“姑媽”還在坐牢，無家可歸，只好跟著“嬸娘”乞討度日，成為小乞丐。

    1936年再次被捕入獄，祖母周鳳打聽到他的消息后，費盡周折才將他營救出獄。并送至澳門、香港，在那里讀了兩年小學。由于受到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的影響，14歲的彭士祿和堂弟彭科一起奔赴惠陽，參加東江縱隊，成為一名真正的抗日戰士。

    1940年夏天，周恩來派副官龍飛虎把彭士祿接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見面時，周撫摸著他的頭，激動地說：“孩子，終于把你找到了。你父親是了不起的革命家，是我的好朋友，1924年我從法國留學回到到廣州，就是他來碼頭接的......”還多次語重心長地對彭士祿說：“干革命，光有熱情不行，特別是以后建設新中國，必須有較多的文化科學知識，以后一定要好好學習。”在重慶辦事處生活期間，彭士祿深切地感受到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對自己“不是兒子，勝似兒子”的無比疼愛和親切關懷。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1940年底，彭士祿到達延安。15歲的他先后進入延安中學和延安自然科學院學習，由于只上過兩年小學，基礎很差，但他特別用功，牢記恩來叔叔的囑咐，刻苦學習，成為模范學生。1942年，還到中央醫院當護士，每天給傷病員洗衣喂飯，不怕臟和累，被評為模范護士。在延安的日子非常艱苦，一切都得自力更生，開荒、種地、紡線、做鞋襪、縫衣服......由于表現特別突出，他的事跡上了《延安日報》。作為化工技術員，他先后在宣化、阜平和石家莊的焦化廠、炸藥廠工作，后來又到哈工大、大連化工學院學習。1951年，以優異成績考取赴蘇聯留學，先后在喀山化工學院、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學習。彭士祿拼命苦讀，從未在晚上12點前就寢，門門功課都是5分，以全優成績畢業并榮獲“優秀化工機械師”稱號。

    1956年，陳賡大將訪蘇，在中國駐蘇大使館召見了正準備啟程回國的彭士祿，對他說：“中央決定選派一批優秀留學生改學原子能專業，你愿意嗎?”彭士祿不加思索，即刻回答：“只要祖國需要，我當然愿意。”于是，彭士祿被送到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核動力專業，從此與核動力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1958年學成回國，先后任中科院原子能所核動力研究室主任兼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副教授、國防科委七院715所副總工程師......

    彭士祿在《自述》中說：“坎坷經歷，磨煉了我不怕艱險的性格。幾十位‘母親’給我的愛撫，感染了我熱愛百姓的本能。父母親把家產無私分給了農民，直至不惜生命，給了我要為人民、為祖國奉獻一切的熱血。延安圣地培養了我自力更生、艱苦拼搏、直率坦誠的習性。總之，我雖姓‘彭’，但心中永遠姓‘百家姓'。”

    他還說：“我對人民永遠感激！無論我怎樣努力，都感覺到永遠不足以回報他們給予我的養育之恩。我就是工作一輩子、幾輩子都還不完這個恩情。”

    這是彭士祿對自己成長經歷的總結和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充分表達了他為祖國、為人民無私奉獻一切的滿腔熱血和赤子之心；愛國愛家、關心群眾的家國情懷。

    彭士祿從未忘記過老祖母和幾十位“母親”冒著被砍頭的危險，千方百計掩護他的救命之恩和育孤之情。解放后，他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海陸豐，特地到潮安尋找“姑媽”和掩護過他的恩人們，把仍健在的“姑媽”潘舜貞接到海豐縣祖母家熱情侍奉，一直供養到“姑媽”去世。1964年初，他再次回到家鄉，看望老祖母和鄉親們。他像兒時一樣跪在祖母面前，望著祖母飽經風霜的滿臉皺紋和滿頭銀發，感恩不盡，卻不知說什么好。老祖母周風雖已93歲高齡，但精神矍鑠，耳聰目明，捧著彭士祿的雙頰說：“長得越來越像你的父親了，看到你，就像看到我的泉兒”（彭湃乳名“天泉”）。與彭士祿一起回海豐探親的還有715所的同事、老鄉、好友柯小寧。

    1985年，彭士祿再次回故鄉探親訪友，特地到潮安和汕頭石炮臺監獄舊地“重游”，回憶當年和“姑媽”、“山頂阿媽”一起坐牢的情景，難友們被毒打的慘叫聲仿佛還在空中回蕩......他特意在石炮臺監獄門前攝影留念。下定決心，活到老，學到老，干到老，不為名，不為利，為祖國的核動力事業無私奉獻，奮斗終身。

    彭士祿雖然官至副部長、部總工程師、總設計師、十二屆中央后補委員，仍始終保持著不怕困難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平易近人、熱愛老百性的本能。在大亞灣核電站籌建時期，廣州、深圳的房價、物價已非常高，而來自內地的籌建人員工資都較低，出差補助費很少，住不起賓館，也不能帶家屬，幾個月才能回一次家，彭士祿就將廣東省委辦公廳分配給他住的一棟二層小樓（因為他兼任省委常委）做臨時“招待所”，請一名當地職工的待業家屬做飯，身為副部長的他經常和大家一起加班，一起吃方便面。有時，人們會發些牢騷，他從不教訓大家，總是說：“誰叫我們是共產黨員呀！咬緊牙關，困難就會過去，面包會有的！前途是光明的！哈哈哈！”爽朗的笑聲把人們的牢騷一掃而光，氣氛頓時活躍起來。他還恢諧地對大家說：“我們要準備做三年和尚，要好自為之，不要犯政治錯誤、經濟錯誤和生活錯誤。”籌建辦遷至深圳后，為了支持大亞灣核電建設，蛇口區招商局董事長袁庚將自己的辦公室讓給彭士祿。彭為了節省資金，將這間辦公室兼作臥室。在這間屋子里，他經常早晨吃方便面，中午吃秘書買來的快餐盒飯，晚上常和大家一起聊天，討論問題，有時爭得面紅耳赤，但最終都在笑聲中結束。在這間屋子里，他埋頭計算了大亞灣核電站的100多個主參數，關于大亞灣核電站的許多拍板和重大決策也是在這間辦公室兼臥室作出的。

    彭士祿的女兒彭潔說：“我爸的眼睛是斜下視，從來不往上看。”無論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他都特別關心普通老百姓的工作、生活問題。任秦山核電二期董事長期間，了解到施工隊伍長期存在的特殊困難后，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并由秦山二期出資，將核工業二十二建筑公司、二十三安裝公司掛在嘉興市的5000個臨時戶口全部落戶到海鹽，解決了這支曾在國防建設中做過重要貢獻的施工隊伍從甘肅“流浪”到四川、浙江等地，幾代人都沒有固定戶口、固定住房、孩子上學難等老大難問題，他們終于在秦山建造了永久安居的生活家園。

    五、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拓荒牛

    彭士祿調離909基地雖然快50年了，提起他身先士卒、關心群眾、平易近人與大家一起艱苦奮斗的故事，人們記憶猶新，仍然親切地叫他彭總。那時基地的工作、生活條件都非常差，住干打壘、茅草房，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上公用旱廁所，燒自制小煤球。實驗室、生活區極其分散，2號點到1號點的砂石公路晴天是揚灰路，雨天是水泥路，彎多坡陡、崎嶇狹窄，一邊是懸崖峭壁，一邊是山間小溪或萬丈深淵，經常有滾石、塌方危險。有位汽車司機從2號點開車至海工樓下的“之”字轉彎處，因路面窄彎道急，滿載8噸貨物的黃河大卡車翻到崖下深溝，當場七竅出血，犧牲在駕駛室里。困難嚇不倒909人，為了加快陸上模式堆建設，1969年9月1日下午，715所全體職工和部分家屬，乘坐一列由硬臥、硬坐和悶罐三種車箱組成的特殊軍用專列秘密離開北京向四川進發，他們走走停停，花了六七天時間才到達目的地——夾江與峨眉交界處的雙福小站。

    彭總的夫人馬淑英是他留蘇時的同學，1956年畢業回國后在北京化工學院任教，課講得好，深受學生歡迎和愛戴，科研成果突出。國家準備派她到英國作訪問學者，以便在化工領域有更大發展，考慮到倫敦潮濕多霧對自己的風濕性心臟病不利而放棄了出國深造的機會。雖然909基地比倫敦更潮濕，但為了盡快建成陸上模式堆，為了支持丈夫的核動力事業和起表率作用，毅然決定離開條件優越的北京化工學院，帶上兩個正上小學的孩子來到偏僻的夾江，干打壘住房還未收拾好就立即參加實驗室工作。被任命為化學實驗室主任后，為了確保水質達到反應堆一回路二回路的特殊要求，每天帶著年輕的技術人員站在卡車上到1號點做實驗。8歲的小女兒病了無時間送醫院，只好請鄰居幫忙照看，請醫生每天到家里給女兒打針。10歲的兒子獨自一人去澡堂洗澡，腳被碎玻璃嚴重劃傷，縫了11針，留下殘疾，大腳拇指至今不能自由彎曲。

    彭總與大家一樣住干打壘，一起加班加點，一起抽煙、喝酒、品茶、聊天。哪里有問題、有矛盾，他就出現在哪里。不打官腔，唱高調，說套話假話。始終說真話、實話、大白話，因此廣大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員都非常信任他，只要他出面，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例如，設備科技術負責人王建民要車去夾江火車站拉中子源，司機害怕放射性，誰都不愿意去，怎么解釋也沒用。老王將情況告訴彭總，彭總到車隊簡單講了幾句，并說我可以親自帶車，問題立即解決，老王順利地把中子源運到實驗室。還有一次，有個鉛罐中的進口放射源密封不夠嚴，有“漏氣”問題，決定轉至專修的水泥深井封存。雖然在駕駛室后面安裝了防護鉛板，司機們仍然非常害怕。轉運那天，彭總來到現場指揮并首先坐進駕駛室，陪同宋華明師傅開車至深井處，參加了起吊、裝車、卸車、鉛罐下井、水泥封井的全過程，在場的劉錦洲等十幾名司機、工作人員都非常感動，鼓舞了整個車隊的士氣。后來，他們出色地完成了核燃料組件、一列車重油運至一號點以及其它各種危險品的運輸任務。司機侯斌還創造了用黃河大卡車把超重、超寬、超長的特大件設備運到模式堆工地現場的奇跡。幾十年后，許多司機還津津有味地講述彭總親自押運、處理危險品的故事，為他們當年在彭總領導下做的工作感到驕傲和自豪。

    在建造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過程中，彭總始終身先士卒，堅持沖在最艱苦、最危險的第一線。1969年3月，模式堆主廠房落成后，他就隨安裝隊伍住進了廠房。一身工裝、一身汗水，安裝中哪里有問題、哪里最關鍵，他就出現在哪里，現場指揮、現場拍板。進行堆艙、主機艙、輔機艙耐壓殼拼裝時，他與技術人員、工人一起爬上爬下，一起扳螺釘、接線頭，發現問題立即解決，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一個熟練的安裝工人。反應堆壓力殼與基座焊接時，他雖然不能親自參與焊接，仍一身工裝站在附近為焊接師傅助威鼓勁，搞好后勤服務工作，和工人們打成一片，與安裝公司的師傅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八級鉗工姚智慧師傅，在核燃料元件安裝時，是12名搶修隊員之一，為陸上模式堆做出過重要貢獻，與彭總成為好朋友。模式堆建成后回到北京。有次患嚴重心臟病住院，他說：“我只要能見到彭部長一面，死也瞑目。”彭知道后，驅車百余里趕到醫院看望。姚師傅緊握著彭總的手感動得不知說什么好，心情一下子好了很多，經過醫院的精心治療，不久后就康復出院了。

    《核動力工程》自創刊以來，彭總就擔任主編，十分關心辦刊情況和編輯人員的成長，多次為刊物題辭和撰稿。2000年6月，專程從北京回成都參加《核動力工程》創刊20周年座談會，與部分作者、審稿專家和歷屆編輯人員親切交談。會后，還抽時間與部分最早到夾江參加基地建設的老職工見面，一起回憶當年艱苦奮斗的崢嶸歲月。老職工車景森因病未能參加，第二天，彭總和馬大姐特地到家中看望，令老車全家感動不已。

    彭總有次和技術人員到工廠出差，他很快就和廠里的工人、技術人員、基層干部打成一片，親如一家。他們要請他到家里吃飯，若謝絕，就會生氣。只有幾天時間，哪能吃得過來？他就少吃多餐，一頓飯連吃幾家，這不是在吃“請”，而是在吃“情”——與普通老百姓的深厚感情。

    由于彭總在我國核潛艇研制設計中的突出貢獻，1978年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1985年《第一代核潛艇的研制設計》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他是第一主要完成人，獲第一號特等獎證書；1988年獲國防科工委為表彰40多名優秀總設計師頒發的“為國防科技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獎”；1996年榮獲何梁何利基金“科技進步獎”；2017年榮獲何梁何利基金最高獎——“科學與技術成就獎”；2020年11月8日，榮獲中國工程界最高獎——“光華工程科技成就獎”。常被國內外一些媒體稱為“中國核潛艇之父”，他堅決不同意“之父”的稱謂，說：我若為“之父”，那周恩來總理和聶榮臻元帥是什么呢？那些為核潛艇研制建造做出卓越貢獻的成百上千的功臣又是什么呢？由于歷史的誤會，我有幸參加了我國核潛艇研制全過程，時值“文化大革命”，老虎們都被趕下山了，只好“猴子”稱王，所以我被抬上了“總師”的寶座。中國核潛艇研制成功絕不是一兩個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之父”的說法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科學，所以沒有“之父”之說，我充其量就是核潛艇上的一顆螺絲釘......

    這里不禁讓我們想起曾任715所和719所儀控室主任的李宜傳工程師。他從1959年就參加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設計，模式堆安裝前切除了一個腎，堅決拒絕大家的勸阻，帶病堅持工作，吃住在現場。模式堆達到滿功率后，又參加了艇上核反應堆的安裝、調試和試航工作。1972年4月，因勞累過度，犧牲在核潛艇試航的工作崗位上，犧牲時還不到40歲。與李傳宜一樣犧牲在研制、建造核潛艇的各自崗位上的人還有不少，至今健在或已病逝的功臣就更多了，我們可以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我們應該永遠記住他們為研制、建造中國第一代核潛艇所作的貢獻并弘揚他們為國奉獻的精神。

    在榮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后，他的獲獎感言是：“核潛艇的研制成功，是全體參研人員共同努力、艱苦奮斗、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項榮譽和成績，更屬于核潛艇人，屬于核電人，屬于核事業人。”

    他決定將全部獎金100萬港幣捐獻給組織，做為人才獎勵基金，并要求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經有關組織和領導多次說服后，才同意命名為“彭士祿核動力創新獎”，獎勵在核動力領域做出重要創新成就的年輕人。

    彭總家里有三件寶貝：中國第一代核潛艇研制成功紀念盤、核電站核島模型、拓荒牛雕塑。他最喜歡栩栩如生的拓荒牛雕塑，他說：“我屬牛，永遠是一頭核動力領域的拓荒牛。”從研制潛艇核動力到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從指揮大亞灣核電站籌建到自行設計、建造我國第一座商用核電站秦山二期，彭總的每一步都是別人未曾走過的路，每項工作都是別人未曾做過的工作，他重行動，不空談，埋頭苦干，開拓進取，就像一頭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堅韌不拔的拓荒牛！

    少數媒體為了博人眼球，嘩眾取寵，危言聳聽，大肆宣揚我國第一代核潛艇是以算盤為主要計算工具，參考美國核潛艇玩具模型設計的，是用“土法”制造出來的。這種說法看似大長了國人的志氣，大滅了敵人的威風，其實是對第一代數萬核潛艇人的侮辱，是對他們所取得的高科技成果的詆毀。讓外國人笑話，說中國人造的核潛艇和他們的兒童玩具差不了多少，水平實在有限。宣傳“算盤設計論”、“土法造艇論”的媒體如果不是缺乏最基本的科學常識，就是故意歪曲歷史，編造謊言、弄虛作假，欺騙領導和忽悠老百姓。這種虛假浮躁的宣傳看似大大提升了被宣傳者的英雄形象，其實給被宣傳者和社會都帶來許多負面影響，讓人們以為搞極其復雜的尖端科研工程是非常容易的，不利于科技事業的發展，還會污染社會風氣，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因為核潛艇是集工程、技術、科學于一體，高、精、尖于一身的國防裝備、國之重器。我國第一代核潛艇所用的材料有1300多個規格、品種，其中不少是耐高溫、耐腐蝕、耐輻射、耐沖擊的特殊新材料；各種設備、儀表和附件2600多項、4.6萬多臺件；電纜300多種，總長度達90多公里；管件270多種，總長30余公里；參與核潛艇研究、設計、試驗、試制、生產的單位有2000多個，分布在全國21個部委，24個省市自治區，協作規模之大、涉及專業之多、科技含量之高，在中國造船史、軍工史和工業史上都是空前的。是廣大科技人員、工人、干部和海軍官兵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團結協作、日夜奮戰，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關才取得的成果。試問：算盤能算出各種新材料嗎?兒童玩具里有核動力裝置嗎？土法能造出潛射魚雷、巡航導彈、彈道導彈等水下發射的尖端武器嗎？如果參照核潛艇玩具就能設計出核潛艇，把波音、空客拆了裝，裝了拆，來回拆裝數次，不就把中國的大飛機設計出來了嗎？

    算盤只能做加減乘除、統計報表、某些輔助計算，絕對設計不出核潛艇及其心臟——核反應堆。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搞核動力堆初步設計也是用手搖計算機和計算尺而不用算盤，核潛艇工程上馬后，在國防科委、中科院等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有關科技人員與中科院計算技術所合作，在當時我國最好的計算機上編制了十多套計算程序，共同完成了反應堆物理設計計算任務，與此同時，909基地建成了十幾個重要實驗室和一個計算機室，經過理論計算-實驗驗證-數據處理-分析比較，多次循環往復，修改論證后，才最終完成核動力裝置的研究設計工作。

    今年是陸上模式堆首次實現滿功率運行和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50周年，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909基地）建院55周年，也是彭士祿院士95歲華誕，筆者在此衷心祝福彭總健康長壽！回顧彭總為我國核動力事業的奮斗歷程，從核動力研究室、研究所到陸上模式堆基地、核潛艇試航現場；從領導崗位到大亞灣、秦山核電建設現場， 都留下了他辛勞的汗水和輝煌的業績。他那無私無畏、勇挑重擔的堅強意志，奮勇拼搏、敢于擔當的工作作風，求真務實、開拓進取的科學精神，愛國愛家、關心群眾的家國情懷，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是我國廣大科技人員的一代楷模，是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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