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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三里河一家小酒館有位白發常客。他每每由護工推輪椅而來，喝上瓶啤酒，放下２０塊錢，擺擺手“不找零了”，帶著一臉滿足的笑容離去。

      店家和街坊們都看著這位老者眼熟。然而，很少人知道他非同尋常的傳奇一生。

      他就是中國潛艇核動力之父、核電事業“墾荒牛”、８６歲的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彭湃之子彭士祿。

      “這一生，干了兩件事”

      “我一輩子只做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一是建核電站。”彭老開門見山。

      １９５８年，中國打算啟動核動力潛艇工程項目。前蘇聯以中國不具備條件為由拒絕援助。毛主席豪邁地講：“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彭士祿和同事們深受鼓舞。

      １９６５ 年，核潛艇項目正式啟動。“一聲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老告別妻兒，只身入川，主持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１９７０年，由他領 軍建造的１∶１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啟動試驗，主機達到滿功率轉數，相應的反應堆功率達９９％。１９７１年，我國第一艘核動力潛艇如蛟龍入海。

      在糧食不夠、靠野菜充饑的年代里，僅用了６年，中國人就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第一艘核潛艇，成為繼美、蘇、英、法之后第５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上世紀６０年代末，彭士祿從軍工轉入民用領域，當起了開墾核電的“老黃牛”。

      “也許是因為屬‘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勁，不做則已，一做到底。”彭老說。

      他帶領４０多人與上海７２８院的同志會合，開展秦山壓水堆３０萬千瓦方案設計，確定主參數、系統配置等工作。他力主搞壓水堆，為我國核電走“以壓水堆為主的技術路線”起到了關鍵作用。

      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時任總指揮的彭士祿提出了大亞灣核電站的投資、進度、質量三大控制，寫出了《關于廣東核電站經濟效益的匯報提綱》，為大亞灣核電站的上馬打下了良好基礎。

      任秦山二期核電站董事長時，他提出“以我為主、中外合作”及自主設計、建造兩臺６０萬千瓦機組的方案，親自計算主參數、進度、投資等，為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依據。

      “在此期間彭老有三大貢獻：一是選點；二是提出了股份制，建立了董事會制度；三是親自計算主參數。他還首次把招投標制引入核電工程建設。”秦山二期首任總經理于洪福說。

      “彭拍板”的“三張牌”

      “有人叫我‘彭拍板’‘彭大膽’。我的體會是不怕拍板，不怕拍錯板，因為拍錯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有一條我每次都講清楚，搞成了，功勞是大家的；搞不成，責任在我。”

      彭老說，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過實踐解決。時間就是生命，效益就是財富。有些問題定下來，讓實踐檢驗，錯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這比無休止的爭論高效得多。

      然而，大膽拍板是需要底氣的。彭老無畏，因為他手里有“三張牌”。

      第一張牌：數據為王。“但凡工程大事必須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數’。上世紀６０年代搞核潛艇時沒有計算機，只有計算尺和手搖計算器。科技人員夜以繼日計算了十幾萬個數據，建立了自己的反應堆物理計算公式。”彭老說。

      中核集團科技委常委張祿慶對彭老很是佩服：搞核電，他有超前意識，對問題有新思路、新見解；親自計算主要經濟數據；對工程進度能說出某年某月應辦哪幾件關鍵事；對技術攻關親自掛帥。

      第二張是“簡單牌”。凡事越簡單越好，做事要做“減法”。這是彭老的座右銘。他善于把復雜的工程問題和經濟問題作最簡單的求解。

      第三張，被彭老戲稱為“懶漢牌”。彭老善于發動大家，依靠團隊的力量完成使命。

      “他善于培養年輕人。他總說世界變化很快，新技術發展更快，年輕人思想活躍，接受新生事物快，要放手讓年輕人去干。”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原總工程師黃士鑒說，跟著彭老干活很痛快。

      人們說，彭老手下出了很多優秀人才，都是他的“懶漢牌”打出來的。

      百家衣　百家飯　百家姓

      彭湃，我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農民革命運動的先導者和著名的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創始人。他出身富貴，卻毅然燒田契干革命，獻出生命在所不辭。

      身上流著父親的血，彭士祿的人生注定澎湃激昂。

      “我３歲母親犧牲，４歲父親就義，奶奶背著我東逃西藏。不久，我被轉移到潮州一帶，穿百家衣、吃百家飯、姓百家姓。我有２０多個‘爸媽’，都是貧苦善良的農民，對我特別厚愛。”

      “逢年過節有點肉，我吃肉，他們啃骨頭。”彭老低緩地講起自己當“小蘿卜”的故事——

      那時，我住在紅軍哥哥陳永俊家，稱他的母親“姑媽”。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６日的早晨，由于叛徒出賣，我和“姑媽”被捕。８歲的我成了小囚犯，關在潮安縣女牢 房。國民黨報紙大登“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師捕獲”。在那里，我還見到了撫養過我的“山頂阿媽”。兩位媽媽忍受著殘酷的審訊，寧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認我是 彭湃的兒子。出獄后，我跟著一位“嬸娘”乞討度日，什么苦都吃過。后來祖母從報紙上知道我的下落，１９３６年把我帶到香港。１２歲時我才讀了兩年書，勤奮 之狀就不用說了。受到轟轟烈烈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我橫下一條心，與堂弟從香港奔向惠陽平山，參加抗日游擊隊，以圖救國、救家、救百姓。

      １９４０年底，歷經磨難的“紅孩兒”被送抵延安。開荒、種地、紡線、爭分奪秒地學習。

      “坎坷童年磨練了我不怕困難艱險的性格。幾十位‘母親’的愛撫，給了我熱愛百姓的本能。父母為革命拋頭顱，給了我為祖國奉獻一切的熱血。雖然我姓彭，但心中永遠姓‘百家姓’。”彭老深情地說。

      “‘憾事’：‘夫人’太多”

      “要說遺憾之事，就是‘夫人’太多，共有３個：第一‘夫人’是核動力；第二‘夫人’是煙酒茶；第三‘夫人’才是小瑪莎（妻子馬淑英）。”彭老的幽默引得眾人捧腹大笑。

      他還不罷休，接著“爆料”：自己在家里“沒地位”。當家的是小瑪莎，然后依次是女兒、外孫、保姆、女婿，自己是老六。說話時，老人家眼角嘴角堆起幸福的皺紋。

      “小瑪莎不甘心當第三，‘造反’了，非‘晉升’不可。為了和睦，只好提為第二，才算平息。來世能否當第一夫人？很難說。”他說。

      彭夫人深知，盡管幾十年風雨相伴，事業總是丈夫的第一生命。

      在妻子眼中，丈夫是一座山，將全部心血和赤誠獻給了核動力事業。

      “上世紀７０年代初，核潛艇搞成了，要出海實驗。身為總設計師的他身先士卒，隨艇出海。臨行前，他對我說，放心，這一次定能成功，我有信心。萬一我喂了王八你也別哭。”彭夫人說。

      在老伴心里，彭老又是一條大河。雖不善言辭，但從在蘇聯讀書相遇起，他就像老大哥一樣處處讓著自己。誰又能說，那不是愛？

      “他心里依舊燃燒著一團火，心愛的核事業使這團火熊熊不熄……”家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