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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袁和平（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直屬機關黨委原巡視員)

    編者按：2021年3月22日12時36分，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中國首代核潛艇總設計師彭士祿院士與世長辭！墨耗傳來，國人悲痛。值此，曾經在2012年3月23日為攝制《軍工記憶》第一集《水下長征》赴深圳采訪彭士祿的撰稿人袁和平將他創作的《藍海核盾》第四章“澎湃之心”摘錄出來，希望本刊能予以發表，以表達對彭士祿院士----這位國人敬仰的真正的民族英雄無盡的哀思與深切的緬懷。

    秣馬厲兵  夯實前行基礎

    疾風識勁草，嚴寒知松柏。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年輕共和國的成長史上遭遇到嚴重的自然災害，致使經濟發展舉步維艱。1961年7月18日至8月16日，賀龍元帥主持召開國防工業委員會會議，確定困難時期國防工業的發展方針是：（一）國防工業建設必須與整個國民經濟形勢相適應。（二）堅決縮短生產戰線，妥善安排尖端和常規武器生產。（三）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集中力量打殲滅戰。這些方針的確立，決定了核潛艇研究設計更需要“臥薪嘗膽、積蓄力量”。

    《中國近現代技術史》記載，1963年3月，中央專委正式明確核潛艇研制工作暫時“下馬”，并批準保留了一支50多人的以核動力為主的核潛艇研究技術力量，繼續從事核動力裝置和潛艇總體等關鍵項目的理論研究和科學實驗，為設計試制核潛艇做準備。

    彭士祿，這位后來成為中國首艘核潛艇總設計師的“小人物”，此刻就留在了這支50多人的隊伍里。彭士祿回憶：

    當時原子能研究所，專門成立核動力研究室，對外代號名叫471室。我在471室當副主任。當時隸屬中國科學院和二機部“雙重”領導，開始從事核動力裝置技術預研和技術人才培訓教學工作。這之后，我在蘇聯留學時的同學有少部分人也轉到潛艇核動力的研制上來了。

彭士祿1950年代在蘇聯留學期間留影

    彭士祿回憶起當年經歷，深有感觸：

    我是1951年作為調干生去的蘇聯，先在喀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系學習，1955年轉入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1956年即將畢業回國前，恰逢時任國防部副部長陳賡大將訪蘇，他還兼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首任院長。他召集我們即將畢業的八九名留學生，傳達了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即讓一批中國留學生改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

    陳賡大將跟我有份特殊的感情。因為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我父親彭湃被國民黨抓住了，周總理領導的中央特科指示陳賡盡快想辦法營救我父親。但蔣介石突然下令把我父親殺害了，沒營救上。所以，周總理、陳賡大將對我有份特殊的感情。這次在莫斯科見到我，就關心地詢問我，在蘇聯學什么專業？我回答說學習化工機械。他說你再改改行吧。到蘇聯學化工機械太常規了，你要搞就搞核武器、原子能方面的學習。聶榮臻元帥也講，國家現在急需這樣的人才！所以我就按照老帥們的指示趕緊改學核動力。

    從1956年后就改成攻讀核動力專業了。這時，加上從國內新來的30多人，共有40人左右，被派往莫斯科動力學院核動力裝置專業進修深造。我和韓鐸、阮可強、蔣濱森等人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員，后來他們也都從事潛艇核動力的工作。他們對“09工程”都很有成就、很有貢獻。

    1956年至1958年，我在蘇聯學習核動力期間，正值中蘇兩國關系處于“黃金時代”，學院派出最好的教師給我們講課，主要是講反應堆理論。我國付給蘇聯教授每堂課的講課費用是80盧布，這在那時是非常高的了。所以我們非常珍惜點滴時間，以高度的使命感爭分奪秒地發憤學習。應該講，我們得到了正規的、系統的、深入的培訓。很快就掌握了反應堆物理、熱工、水力、控制、屏蔽等理論知識。在學習期間，我們有機會參觀了蘇聯的、也是世界第一座核電站——奧布靈斯克石墨輕水堆核電站，這已經很不錯了。雖然當時只是走馬觀花地看看，但給我的震撼還是很大的，因為學習核動力知識和見到核動力裝置，那個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1950年代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首任院長兼政委陳賡大將

    回顧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彭士祿興致很高。他說：

    畢業回國后不久，我又有機會重去蘇聯訪問，有幸參觀了蘇聯原子能研究所，當時最大的收獲是在他們的展館意外地看到了兩張照片，一張是蘇聯“列寧”號核動力破冰船上反應堆核燃料元件的照片，一張是核動力裝置用的全密封循環水泵的照片，我默默地記住了這些關鍵設備的外形，這兩張照片對我后來設計核反應堆還是有些啟發。

彭士祿1950年代在蘇聯留學期間也收獲了愛情

    1960年7月，從莫斯科動力學院核動力裝置專業進修深造歸國的彭士祿調到第5大組任副組長，加強了該組的技術力量。

    趙仁愷回憶：

    為了保衛祖國和世界和平，中央下決心要研制核潛艇。核動力研究設計組設在原子能所第12研究室內第5大組。第5大組集中了一批年輕的、朝氣蓬勃、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的科技人員，其中我年齡最大，當時也不過35歲。彭士祿和我差不多年齡，他是革命先烈的后代，8歲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抓去坐牢，10多歲就參加革命，是紅軍醫院的“模范護士”，我們都稱他是“年輕的老革命”。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和航空工業部第五研究設計院來了一批年輕教師和科技人員，平均年齡也不到30歲，此外便全是新中國培養的年輕的大學畢業生。

    我們參加到潛艇核動力研究設計工作后，認識到任務的重要性和艱巨性，都深深領會到這是毛主席交給我們的任務，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最大的光榮，決心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為毛主席爭光，為全國人民爭氣！要發揚延安革命傳統精神，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不怕困難，奮發圖強。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在戰略上藐視困難，在戰術上重視困難。我們堅信，有二機部、黨中央強有力的領導，有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有全國最優秀的原子能科學家和全國有關單位的大力協同，我們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難，勝利完成任務。現在的年輕人聽我們這樣講，以為是喊口號。其實，那個年代里，我們每個在“09工程”里干的人全是這樣想的。大家都有這樣堅定的信念。

    中央為了發展我國原子能事業，從全國各地調集了一批第一流的科學家、工程技術專家以及一批經過精心挑選的年輕科技干部到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從成立之初就是精英薈萃，人才濟濟。我國著名的核科學家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朱光亞，還有李玲、戴傳曾、黃祖洽等都在該所。事實上，原子能研究所堪稱是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搖籃”。潛艇核動力研制任務，在這樣一個極好的環境里，在老一輩原子能科學家的指導下，得以全面展開。

    2012年仲春，接受采訪的彭士祿依然精神矍鑠，他興致勃勃地回憶剛剛回國時的那般熱烈：我們剛開始聚在一起，大家都很年輕，思想非常活躍，討論問題也很熱烈。大家都認為搞核潛艇，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反應堆如何裝備在潛艇艇內。當時，還有點剛從蘇聯留學回來的本錢，認為當潛艇反應堆處于臨界狀態時，若在水下發生魚雷爆炸，沖擊波會使潛艇反應堆停堆或失控，或使屏蔽鉛塊發生破損，這些將使潛艇無法操縱而釀成重大事故。因此，覺得潛艇用反應堆與陸用反應堆相比，環境條件相對要苛刻得多，有許多棘手的技術問題需要解決；研究設計一深入，慢慢地才發現遇到的問題、難題是越來越多。正在這時，赫魯曉夫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國內又遭遇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非常困難。中央決定核潛艇工程暫時“下馬”。

2012年仲春，接受采訪的彭士祿依然精神矍鑠

    據《核潛艇史料集》記載，盡管核潛艇工程暫時“下馬”，但留下的幾十名科技人員。在彭士祿、李樂福的領導下，繼續在堆物理、熱工水力等方面開展科研工作。同時，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兩個游泳池式試驗性反應堆先后在原子能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建成，并分別開始核燃料元件、材料和屏蔽的試驗研究工作。[1]

    彭士祿回憶說，

    1960年初，那是“困難時期”。開始是全部蘇聯專家突然都撤走了，讓我們猝不及防。緊接著三年自然災害，連肚子都吃不飽。但核動力的研究工作還得繼續搞啊，在這種情況下，我曾經留學蘇聯、專門學原子動力的背景，就派上用場了。當中央決定核潛艇暫時“下馬”，聶帥要求留下50余人，在715研究所核動力研究室，繼續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我當時在研究室當副主任；主持這項研究工作。當聶帥知道我留在核動力研究所，并且抓這項工作時，非常高興，再三囑咐我：核潛艇這項工作極為重要，希望你們努力搞好。

    《中國艦船研究院院史》記載，1963年5月，七院715所（即核動力研究所）成立后，繼續系統地開展了潛艇用核動力裝置的預研工作。“即使在三年自然災害、國民經濟大調整的困難日子里，核潛艇研制工程雖推遲進行，但仍然堅持了核動力裝置的預研工作。”

    黃旭華回憶：

    當時的條件很艱苦，為了搞設計性能驗證需要到南方去，窮得連出個差都沒有錢；那時各種政治運動不斷，再加上經濟條件的壓力，組織上提出艱苦奮斗、憤發圖強，激勵大家還是一股勁兒往前沖。

    當時，要求核反應堆組，要就反應堆的壓力、反應堆的適應、反應堆的水蒸汽處理，包括“八字頭”關鍵設備的研究、設計都能夠過關，保證關鍵科研如核反應堆關鍵設備最終裝艇沒問題。同時，我們所要保證潛艇的總體設計、技術要求等預研項目與核反應堆相互銜接。因此，潛艇的總體設計沒有停。只是絕大數人轉到常規潛艇仿制廠，去搞科研為生產服務。

    在接受采訪時，黃旭華表示，這段時間兩支力量相互配合很重要。研究、設計、論證、試驗工作一直持續到1965年，直到“09工程”重新上馬時，反應堆與其結合艙的數據、所需結構、預留艙段基本上都定了下來。1965年工程重新上馬為什么能夠那么快，就是我們在前幾年時間里，搞項目的幾個主要研究室一刻也沒有停下來，關鍵問題都盯死了，刻苦攻關，終于把它拿了下來。

“09工程”暫時下馬之后，我們仍堅持讀書學習

    尤子平回憶：

    我們最大的難題或擔憂，是核動力裝置的問題。因為，那時常規柴電動力潛艇，不管水平高低怎么樣，反正仿制、轉讓，我們都搞過了。有經驗、有數據積累。就是核動力裝置，我們誰也沒有搞過。而且必須完全依靠我們自已的力量來搞。困難就擺在那里。當時，國際上對我們封鎖得相當厲害，美國、蘇聯都是高度保密的。搞情報搜集，都找不出蛛絲馬跡。所以，現在我們講核潛艇的這些創新，是技術原創，得理直氣壯地講！因為要靠自己搞技術創新，核潛艇總體設計和彭士祿那支搞核反應堆的力量都沒有散。

    記得暫時下馬時，中央軍委有關領導在與劉華清談話時強調，要下決心吃透潛艇和核堆技術。劉華清對我們搞總體設計的任務要求，是先吃透導彈常規潛艇技術。對彭士祿他們來講，就是抓緊反應堆研究設計。471室這方面的基礎工作做得比較扎實，到1964年11月，差不多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后，基本確定了壓水型動力反應堆的結構方案、功率以及核動力裝置的主方案和主參數，為1965年后核潛艇進入型號研制夯實了技術基礎。

    《中囯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對這段業績高度評價：“科學技術人員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潛艇核動力方案設計(草案)》，填補了核動力研究的空白，為以后的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

    黃士鑒回憶：下馬以后我們干什么呢？就是學習、練兵、準備。我們這支年輕人隊伍，那時住在北太平莊現在的新影舊址和鐵道部黨校那里，我們住在南區，北區是工作區。早晨我們很早起來，從我們住的南區跑步出發，跑到北區工作區。到晚上一般是10點來鐘，從北區返回到南區，整天埋在這里面，就是學習、練兵、準備。當時，我負責記考勤，發現其中于精木（音）同志，他一年上了360天班，盡管我們星期天也加班、倒班。他是很特別的，365天怎么少了5天呢？因為春節、元旦、國慶節，辦公室必須封門，貼保密封條你不能進。所以，這5天才沒去。由此可見，大家精神狀態非常好，整天就是埋頭學習。

    彭士祿回憶說：

    由于留下來的同志只有五六個人懂核動力，其余人的原專業有搞機械的，有搞化學的，有搞電力的，他們對核技術不熟悉。當時七院的領導要求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要“坐下來，鉆進去，入了迷”，以積極的態度抓緊讀書、學習、研究，進行必要的預研，做好核動力的技術儲備。當時正趕上生活困難時期，伙食很差，不少人浮腫，但我們都克服了。那時候大家都很有志氣，懷著為國爭光的信念刻苦自學核專業。為了能看更多的外國資料，我們這些學過俄語的人又開始補習英語，早晨五六點鐘就起床背單詞、啃書本，上廁所也不例外。

    我一方面學英語，一方面搞研究，一方面還要講課。由于此前原子能研究所歸二機部和中國科學院雙重領導，時任科學院院長兼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的郭沫若還聘我為副教授，韓鐸、沈俊雄為講師，到科技大學(北京海淀玉泉路校址)講授核反應堆理論。那時的教材就是蘇聯彼得洛夫著的《原子核動力裝置》。我在科技大學講完課后，回到715所471室再給大家講課，包括反應堆核物理、熱工、結構、自控、動力裝置等。通過埋頭學習，兩年時間里我們把50多個外行都變成了內行和骨干。在核潛艇“下馬”的這幾年里，大家積極開展調查研究和學術交流活動，互幫互學，使核動力研究工作“細水長流”不斷線，人員不流失，為此后核潛艇正式研制打下了技術基礎，搞出了設計方案。如果當時沒有留住這些人才，要想搞出核潛艇也是比較困難的。實現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是我們最寶貴的精神支撐

    黃士鑒的回憶證實了彭士祿的說法。那時，715所的大多數人員都跟黃士鑒差不多，多為剛畢業的大學生，所學專業基本都不姓“核”。于是，彭士祿和幾位留學蘇聯的同事當起老師，給他們開了核物理及反應堆等五門專業課。“兩年后，彭士祿說這幾十個外行全部成了核動力的尖兵。”

    彭士祿把回憶與后來的發展軌跡聯系起來，很有感慨地說：

    現在看來，幸虧那個時候沒有錢了，需要暫時“下馬”。其實這是個很好的夯實基礎的機會。叫我們這些有點專業知識的人留下來，先搞調查研究，把核動力的事情搞清楚。因為，按當時的實際狀況真要“上馬”，那是上不去的。實事求是講，沒有基礎，大家都不知道核動力是啥東西，不能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困難時期，給了我們很好的機會。就是坐下來認真讀書，搞調查研究。那時，我們經常開討論會：你為什么學核物理技術、你為什么學壓水堆原理，大家一定是“打破砂鍋紋（問）到底”。譬如，當時蘇聯專家撤走前提供的核動力型號，選的壓力是承受200個大氣壓啊；而美國人選擇了140個大氣壓。據此，我們感到蘇聯專家的不對，一個一個問題反復論證；通過學習、討論和技術驗證，否定了蘇聯專家選擇的200大氣壓。半年之后，從200個大氣壓減到130個大氣壓。這樣的理解、計算和驗證過程，主要目的是把搞核技術的基礎搞扎實。

    有了重新學習的好機會，對很多基礎理論有了更扎實、更深入的研究。我們通過讀書，先搞清楚為什么，搞清楚是什么原理，是怎么計算出來的……若有不同意見，那就小組討論，那是更深入地學習。大家聚在一起開討論會，以沒有絲毫保留的態度，深入研究問題，通過調查研究提供數據。你得出什么不同的選擇答案，咱們再反復驗算，吃透技術細節，直到把它一個個弄清楚。困難時期給我們造就了好機會，能安安心心坐下來學習、搞調查研究，把數據摸透。這個數據怎么選的？怎么計算的？大家都由“不知道”到“搞清楚”了；無形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也使得我們的理論基礎更加扎實。可以說，從1960年到1964年，經歷這段磨煉，是個把理論基礎搞得更加扎實的過程。

    黃士鑒認為，當時，整個所里大伙兒的精神狀態，就是抓住機會，如饑似渴地好好學習。“我這輩子感到那段時間真是過得非常有意義。我們當時都是年輕人，精神狀態非常好。彭士祿有一句名言很有意思，他跟我們說：‘年輕人屁股要圓、腦袋要尖。’什么意思呢？‘屁股要圓’，那就是你要坐得住，屁股尖就坐不住；‘腦袋要尖’，你對知識就鉆得進去，你腦袋不尖，你怎么鉆得進去嘛？他就提倡這個東西，當時的學習氣氛很好。我們就是互教互學，沒有一點需要彼此保留的。大伙兒定期在專業組里面交流。怎樣交流？譬如，我在圖書館查資料，看到什么了，我怎么認識怎么理解的；對我的工作進展有怎么樣的啟發、推動。而且，對有些不理解的東西，我們也提出來，希望像彭士祿這樣在蘇聯學習過的老同志，能給我們講課，把更多的核物理知識傳授給我們。彭士祿在蘇聯學習過，大家都拜他為師。”

    彭士祿給我們講課。當時的學習氛圍跟現在不一樣，不是死讀書；學了一些時間后就提出問題來了。我是搞熱工水利設計的。講課中我就問：“老彭，現在我們對靜態的功率計算會算了，我認為自己對動態的還不會做，動態的應該怎么樣做呢？你能不能給我們講講？”老彭就說：“沒問題，我準備好了就來講。”講課的氣氛就那么有意思。他在上面講，我們在下面聽；他在黑板上怎么寫，我們就在下面怎么記。有一次上課，有個很聰明的小伙子，叫徐艷春（音）。他說：“老彭，你這個推導好像不太對呀，怎么推也推不出來呀；即便是推出來也不一定是你寫的這樣的結論。”老彭說：“是嗎？再推，反過來再推。”推、推、推，下面的人都說，推出來以后結論就不對了。好！這時候，老彭就指著一個綽號叫“大胖”的人，他叫鐘貴方（音），后來是我們二所的總工程師。老彭說：“大胖，中午你好好推一下，我們現在繼續講課。”因為那時候中午大部分同志要睡個午覺，適當休息。而“大胖”從來不睡午覺，不是在辦公室看書就到圖書館去看書。他既然有這個習慣，中午不休息就搞推算嘛。現在，這種老師和學生、領導和下屬之間的融洽氣氛是很少見的。當時上下左右就這么一個氣氛，就是大家都重視學習，抓緊做好基礎準備，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以后要派上用場。

大家都重視學習，抓緊做好核動力基礎準備

    講述這些彼此間相互學習、氣氛融洽的往事，黃士鑒特別提到，當年他們這群年輕人對彭士祿特別敬佩和尊重，那也是他們身邊的最感光榮的革命傳統教育“偶像”。

    “我們都知道，彭士祿是革命先烈彭湃的后代。他從8歲起就坐國民黨的牢。”黃士鑒如是說。

    那時我們的政治學習，組織上經常安排彭士祿給大伙兒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彭士祿的講述，不僅讓我們了解了他的身世，他為革命所做的貢獻，堅定了我們理想信念，而且，讓我們在業務技術的學習、工程難題的鉆研上，也努力以他為榜樣。彭士祿的威信是這時建立起來的，包括他后來領著我們來四川，在陸上模擬堆建造過程中的決斷力。他的外號“彭大膽”、“彭拍板”，都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大家都服他！

    話題回到困難時期在北太平莊的那些日子，彭士祿繼續講述：

    通過學習、研究、調查、論證，整個隊伍的素質明顯地提高了。那時候雖然生活很艱苦，但學習氣氛很好，每個星期都開兩三次學習討論會。學習討論會上，可能就為某個數據推導、設計思路，有時激動起來，大家像吵架似的，爭得臉紅脖子粗。你一言我一語，暢所欲言。最終，困難時期過完了，艱苦條件下的刻苦學習，使得我們的理論基礎更加扎實了。重視學習，抓緊做好核潛艇重新上馬的基礎準備

    在這期間，大家都憋足了勁學習。而意識到“09工程”將要重新上馬的標志就是，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爆炸成功的時候呢，大家在歡呼，從心里知道就該核潛艇上馬了！我們是1965年初重新上馬的。現在回過頭來看，國家這個調整是對的：當時國家是很窮的，國民經濟發展遇到那么大困難，僅有那么點錢，所以不可能什么項目都上。當時必須確保原子彈的爆炸。我們搞核潛艇的呢，就靜下心坐下來讀書，做方案研究，做知識儲備等工作。

    到了1965年經濟條件好了，我們的研究也有扎實的基礎了。自己起碼又多讀了幾年書，一些問題都爭論清楚了。大伙兒從最初的“不知其然”，現今也知道“其所以然”了。回過頭來看，這段時間是非常寶貴的，如果沒有這段時間的理論準備，就糊里糊涂上馬，也會上不好，甚至可能會遭遇大的挫折。這種重新學習，應該講是一種非常科學的態度。

    以科學的態度，求實的精神，抓緊做好核潛艇重新上馬的基礎準備

    2012年初夏，我們的團隊在深圳采訪彭士祿。望著眼前這位雖然坐在輪椅上，卻但依然精神矍鑠的“中國首任核潛艇總設計師”，筆者冒昧地詢問他：“作為英烈之后，您有沒有給人非同尋常的感覺？”他燦然一笑，坦誠地說：“我從沒背過這個包袱，更不會以此自居。我只是一個普通黨員，只是覺得做事情一定要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黨。所以我從來都是與人無求、與世無爭、助人為樂。什么茶都能喝，什么煙都能抽，什么酒都能飲。煙酒茶不分家嘛。困難時期，我們都是吃著窩窩頭搞核潛艇，有時甚至連窩窩頭都吃不飽。糧食不夠，挖野菜，吃白菜根。我就是個普通老百姓嘛！”

    黃士鑒的回憶幫助筆者認識了“普通老百姓”彭士祿。他說：“那時我國還沒有普及計算機，就靠研究人員手中的計算尺和一臺老式手搖計算機進行數據計算。那時的手搖計算機笨得很，計算速度遠沒有拉計算尺來得快。要說拉計算尺，彭總可是一把好手。當時他的工資高，買的計算尺是全室里最好的。

彭士祿的“大弟子”黃士鑒回憶青春韶華歲月，激情依然澎湃

    黃士鑒回憶：

    工作中感覺最糟糕的是什么呢？當時從國外進口的核電站的縮微卡片，像普通信封這么大，里邊至少有40到50個配給。你就可以想象，一個配給只有一張郵票大小，里面的文字都要借助放大機來看。放大機只有圖書館里有，每個同事要看縮微卡片，都得用放大機。但是圖書館的放大機很有限，不可能所有放大機都被我們室的人占著吧。沒辦法，只有自己掏錢買了放大鏡看。三個角支個放大鏡，剛開始可能中間幾個字母是清楚的，看著看著就有點費勁了。邊上的不清楚了，就瞄著字母一個個寫出來，再拼起來查字典，看是什么意思。當時學習英語的同志少，很多是學俄語的。而國外進口的縮微卡片是英文的，沒有辦法只好自己學，拿了英語的文化書就慢慢地啃、啃、啃，直到看懂它，明白它的意思，弄懂它的原理。所以，我們都學了一口“啞巴英語”。

    那時401的圖書館條件是比較差的。對當時而言，應該說大路貨的核物理資料也相當多了，可我們所需的核動力方面的資料少得可憐。搞研究、搞設計嘛，總想多看一些資料，就開始四處去找。當時，找資料有兩個渠道。一是從北太平莊到京郊良鄉（現房山區）的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那里。二是到北京圖書館查資料，那也很艱苦。好不容易有機會到北京圖書館里面去查資料，我肯定要抓緊時間。我們多是一早進了北京圖書館查了些資料，就不準備出來了。可到了中午非得讓你出來，因為人家中午要關門休息的。那就自己帶個饅頭，坐著門口就著咸菜吃饅頭，等到1點來鐘開門了再進去，就這樣找資料。條件的確是相當艱苦。

    也正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彭士祿帶領士氣高昂的全室同志，親自主持完成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以及核動力裝置的擴初和施工設計；親自建立了核動力裝置靜態和動態主參數簡易快速計算法，解決了核燃料元件結構型式和控制棒組合型式等重大技術關鍵。當然，除了彭士祿的團隊在厲兵秣馬、夯實前行基礎，其他各路好漢也都在摩拳擦掌，積聚力量。 

核動力裝置的一些關鍵研制項目取得了初步成果

    《當代中國的船舶工業》鐫刻下這樣的話語，充分肯定了彭士祿他們的成績。

    1963年，七院組建了核動力研究所。在副所長周圣洋等的領導下，該所又開展了新的潛艇核動力裝置的方案研究工作。1964年6月召開審查會議，確定了反應堆、控制棒、燃料元件等結構型式，以及反應堆的熱功率和主參數等。

    鏈接：彭士祿的革命生涯

    1928年，彭士祿3歲時，他的母親蔡素屏（廣東省海豐縣婦女協會執委）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槍殺。1929年，他的父親，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農委書記并創建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和東江革命根據地的彭湃，也在上海壯烈犧牲。殘酷的反動派要斬草除根，鄉親們、地下黨組織把彭士祿東掩西藏。6歲時，彭士祿被轉移到了潮安，送到革命群眾家里寄養，準備尋找機會轉送中央蘇區瑞金。在潮安，彭士祿兩三個星期就換一個家，先后被20多戶人家收養過。最后，他被送到紅軍隊長陳永俊（后犧牲）家，由其母親潘舜貞撫養。在這里，彭士祿管潘舜貞為“姑媽”，在這兒住了一年多，是留駐時間最長的一家，直到1933年7月被叛徒出賣，和潘姑媽一起被捕為止。

    彭士祿清楚地記得那是1933年陰歷7月15日，當時中共潮安縣委書記陳醒光叛變。“ 8歲的我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抓獲，送至潮安縣監獄，接著被押送到汕頭石炮臺監獄。大概半年后又與一批紅軍家屬被轉送到廣州感化院。1935年夏天，從那里被釋放出來，回到潮安當乞丐，后又住到革命群眾家里，并幫助干農活、打柴、放鵝等以養生。1936年夏天又被捕，押送到潮安監獄。”

1930年代出版的《西行漫記》中，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所攝“紅軍模范醫院護士”

    歲月崢嶸，骨肉情深。對童年磨難，彭士祿記憶猶新：“潘姑媽家里很窮，以繡花為生計。只有過年時，才有點鵝肉吃。姑媽叫我吃肉，卻叫她7歲的親生女兒啃骨頭。”小小年紀的彭士祿也很懂事，有了好吃的，一定要和小姐姐分著吃。“潘姑媽為我坐了4年牢，到了1937年才把她釋放。”祖母周鳳得知孫兒被抓進監獄的消息，已經到了1936年，她費勁周折才打聽到彭士祿的下落。祖母通過愛國民主人士陳卓凡（1898-1976，曾與鄧演達創立中華革命黨，即農工民主黨前身）將彭士祿認領出獄。祖母先將彭士祿帶到澳門，住在柯麟（中共黨員，公開身份為醫師）家。七嬸楊華當時正住在柯麟家，公開身份是做傭人，同時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后來又由祖母將彭士祿帶回香港，生活費由地下黨組織供應一些，并讓彭士祿在圣約瑟英文院讀了兩年小學。1939年夏，祖母回海豐時，將彭士祿送到愛國民主人士、著名老中醫、中國農工民主黨的組織領導者彭澤民家里。這時，彭士祿從大人談話中聽說有平山游擊隊，就偷偷地離開彭澤民家，與堂弟彭科一起逃離香港，到惠州的平山參加了東江縱隊。后來香港中共地下黨組織把他找到，又送回香港，住在地下黨負責人連貫家里。直到1940年，周恩來通過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派副官龍飛虎和賀怡（賀子珍的妹妹，曾任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長）帶領彭士祿和一些烈士子弟離開廣東，經桂林等地送達重慶；后又經西安輾轉把彭士祿接到延安。來到革命圣地延安，彭士祿先是進延安中學讀書。經歷過苦難折磨的他學習刻苦，勞動積極，被同學們評選成為模范生。1942年，中央醫院急需從學校調一批人當護士，這個活兒似乎不像上前線那么“榮光”，考慮到組織需要，彭士祿自告奮勇報了名。他每天給傷員病號端屎端尿，洗衣喂飯，不怕臟、不怕累，很快獲得了“模范護士”的光榮稱號。由于彭士祿表現突出，1945年8月1日，他光榮入黨。中央醫院黨委破例免去他的預備期，即成為正式黨員，并很快當上了護士隊的黨支部書記。抗戰勝利的喜訊傳來，組織上把他和其他優秀青年送進延安自然科學院。

    1945年底，由延安自然科學院副院長惲子強帶隊從延安出發，本打算經張家口向東北挺進。但由于形勢的變化，將延安自然科學院留在張家口，成立晉察冀邊區工業學校，彭士祿在那里學習。1946年8月，由于解放戰爭開始，彭士祿等同學被派到李蘇領導下的宣化煉焦廠工作，不久又奉命把宣化煉焦廠的設備遷到阜平，在那里建立了煉焦廠。彭士祿還在炸藥廠工作過。石家莊解放后，李蘇又帶著他們去接收石家莊煉焦廠，彭士祿任技術員。

    1949年，彭士祿被派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后又轉到大連大學應用化學系學習。1950年大連大學分家，應用化學系改為化學工程系，彭士祿在大連工學院化工系學習。1951年，他被選派留學蘇聯，先在喀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系學習。到1955年蘇聯將中國留學生集中到幾個大城市學習，彭士祿又被轉學到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繼續學習，1956年以全優成績畢業，獲優秀化工機械工程師證書。時值陳賡將軍訪蘇，要挑選少數學生攻讀核動力專業，彭士祿被選中，又在莫斯科動力學院進修核動力專業2年，為報效祖國的核事業奠定堅實基礎。1958年4月，以優異成績學成回國，被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留學時，我從未在晚上12點前就寢過，要學的東西太多太多了！”彭士祿清楚地記得，當時，蘇聯教授每教一節課，中方要另付80盧布的報酬。“80盧布啊！”彭老總動情地用潮汕話說：“這是老阿媽用血汗錢叫兒崽上洋學堂呃，我們能不努力么？”

    采訪中，談起這些往事，尤其是說起家鄉和父老鄉親，彭士祿不禁哽咽，淚光閃閃。特別是談到祖母周鳳，早年支持彭湃和海陸豐農民革命運動，她的兒子、孫子中有6個是革命烈士。彭士祿說：

    我雖是海豐人，但童年時期，是潮汕人民哺育了我，我吃的是百家飯、姓也算是百家姓、穿也是穿百家衣長大的。他們對我比親生子女還要好。有吃的先給我吃，自己挨餓卻讓我吃飽；有的為掩護我而坐牢，甚至失去了丈夫、兒子！我永遠銘記這段歷史，永遠銘記這些可親可敬的老百姓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