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發布日期:2008-05-19
中國核電一直在等待批量化生產放開的時刻。盡管從國家態度上,發改委《國家核電發展專題規劃(2005-2020年)》中關于“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3600萬千瓦”的長遠規劃已經可以被看做一種政策表態,但核電技術路徑的選擇、核電站從沿海到內陸的轉移仍是懸而未決的細節問題。(主筆 朱文軼)
一個內陸省份的20年“申核”之路
焦急的是那些從20年前就開始為此準備的地方政府。湖北省政府3月5日與中國廣東核電集團簽署《合作開發湖北核電項目協議》的消息,被誤解為“湖北咸寧大畈核電站成為國內第一個內陸核電站”而迅速傳播,湖北省發改委核電辦主任肖運保說,這事實上只是湖北省幾十年“申核”道路上的重要一步。這個擁有豐富水力資源,卻被連年來越來越嚴重的電力緊缺困擾的內陸省份,和很多同時在籌劃核電站的省份一樣,仍在等待來自國家發改委的最終批文。
他說,中國目前已建的核電站裝機容量僅為870萬千瓦,“3600萬千瓦”意味著在未來的17年內,國家核電的比重由現在的1.6%提升到4%,為此要有30座左右百萬千瓦核電站等待落戶。
核電站選址在20年之前就是一個熱門,當時為了建設中國第一座核電站,“中核總”曾經派人到秦山、三門、九江等地調研考察選址地點。
中國核工業一開始傾向沿海布局,主要出于“這些經濟發達的區域,電力需求增長潛力大,電價承受能力較強”的考慮,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戒驕說,“另外兩個原因是東南煤、水資源短缺;國家外匯緊缺,無法大量建設”。但兩大核電企業——中核總和中電投已經在沿海和內陸兩方面做選擇,以應對將來核電機組數量增多的不備之須。“核電站產生的熱量巨大,從安全和生產條件兩方面出發,靠近水源和三面環山是選址的基本技術要求。實際上,我們當時已經擔心沿海的比選地址將來可能不夠,內陸一些靠近長江和大型湖泊的比選地址也開始進入視野。”中核總的技術官員劉力說。
湖北和核電企業的接洽也在那時候就開始。1989年,湖北省就成立了一個核電站前期工作委員會,由當時的副省長掛帥。同年,省有關部門下達開展湖北省核電站前期預可行性研究任務,由省電力開發公司撥款21萬元作為研究經費,中南電力設計院和核工業總公司105所等方面承擔研究任務。
“湖北省中部是江漢平原,建核電站條件較差,只有東部和西部是山區,而西部主要是水電資源集中地區,西電要東送。只有鄂東較為適合,又是負荷中心地帶,所以我們把研究重點放到了咸寧和黃岡地區。”參與當年核電站選址的中南電力設計院工程師徐溥清回憶說,“我們設計院組織了核電前期工作組,1989年末到1990年初,踏勘了9個縣市的20個點,最后篩去了15個,確定通山縣高坑鄉以及位于浠水、英山、羅田三縣交界處的白蓮河、陽新縣黃峽口、薪春縣高家灣、嘉魚縣鄰工山等5個優選廠址。”
秦山核電站并網發電的成功,和1987年剛開工、還沒有投入主體運營的“大亞灣”核電站給地方帶來的一系列政策優惠和財政好處已經起到了極大的示范效應,這在20年前掀起了地方申辦核電站的第一輪小高潮,一批認為自己有條件上馬核電項目的地方政府都給中央遞交了報告。“武漢市在此期間也提出要搞核電站,我們在周圍的梁子湖、張渡湖、長江金口等地又選了10多個廠址。”徐溥清說。由于國家計委能源處到現場考察后,提出湖北和武漢集中起來一起考慮,武漢周邊條件顯然比較差,就退了出來,最后黃岡地區的薪春縣高家灣因地震地質條件復雜而去掉,確定了通山縣高坑村和陽新縣黃顙口兩個廠址。
隨著國家對“內陸核電”的整體擱置,這些都是首次“申核”的地方的“核電計劃”也被無限期延宕下來。咸寧市核電辦副主任宋文虎說,1991年6月,《湖北省核電站工程初步可行性研究中間報告》及5個專題報告完成,正式報送省政府和有關部門,這些報告被遞交了國務院之后,就一直沒有回復了,“直到1997年,湖北又擬訂過一份核電發展規劃,提出到2010年力爭有兩臺機組投產。但國務院對此批復的明確意見是:水電大力發展,火電適度發展,核電暫停發展”。
2004年,當咸寧通山縣大畈鎮被確定為湖北核電首選廠址,再次向國家發改委上報項目建議書時,湖北發現,他們當年的那些競爭對手也不約而同做出了一樣的選擇。
體制性缺口和核電的地方之爭
湖南省就是那些焦急等待國家發改委一紙批文的省份之一。從2003年開始,湖南就一直處于電力告急的邊緣,“一到用電高峰,我們幾乎就是膽戰心驚地過日子”。湖南電力系統官員陳秉持說,2008年春節雪災出現湖南大面積斷電這樣緊迫的情況,他們處理得相對從容,是因為大家都是做足心理準備的。“2003年開始,整個湖南拉閘限電的次數就一直逐年增加,從當年的6.8萬多條次,2004年的7.72萬條次,到2007年的10萬條次左右。”
湖南和湖北遇到的問題都不是單純的資源性短缺。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顧忠茂教授說,湖北省本身也受制于全國一盤棋的能源戰略,雖然守著三峽,但電能由國家統一分配,留給湖北的并不多。
湖南的情況跟湖北非常相似。“完全不是我們的電力基礎設施跟不上,而是我們的基礎設施跟不上資源需求,而資源供需矛盾的日益尖銳又是根源于地區電力結構的單一性。”陳秉持說,“湖南的水電比重偏大,全省水電可開發容量1200萬千瓦,‘十一五’末開發程度就超過80%。這樣一來,季節性缺電嚴重,電網調峰能力嚴重不足,豐水期缺高峰電力,枯水期缺電量。長株潭負荷中心區域占全省用電的40%,電源只占總量的1/4左右,大部分電源分布在湘西北地區。”“煤資源本來湖南就缺,湖南煤炭產量長期徘徊在年產4000萬噸左右,每年可供發電用煤為1200萬噸左右。按照湖南省電力發展規劃,到2020年,全省新增火電裝機2300萬千瓦,新增用煤近4000萬噸,全部需要從外地調入。從目前運輸條件分析,將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湖南把希望放在那個尚未被批準的華容縣小墨山核電項目上,“如果只是建成400萬千瓦的核電,湖南煤炭需求將下降約1500萬噸,相應運力缺口可減少30%以上”。
“2003年‘電荒’頻發,政府調整‘十五’規劃中的電力部分,讓我們都看到了內陸核電站重新進入討論日程的可能。”咸寧市核電辦副主任宋文虎說。從上世紀80年代推行了20多年的“大力發展水電,積極發展火電,適當發展核電”的電力產業政策中,定義最為模糊的“適當發展核電”第一次得到了“量化”的機會。根據“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中國GDP翻兩番,達到4萬億美元的經濟發展目標估計,屆時全國約需發電裝機容量為8億~9億千瓦左右。目前國內已有裝機容量是3.5億千瓦,需要新增量4.5億~5.5億千瓦。
“實現上述目標,如果全部用煤就必須新增12億噸以上電力用煤,由此將對資源、采掘、運輸及環境帶來難以承受之重。”國家發改委重大項目稽查辦公室高級工程師湯紫德說。2003年9月30日,國務院副總理黃菊、曾培炎曾主持會議,專題研究核電發展規劃問題:10月24日,作為國務院核電領導小組組長的副總理曾培炎在杭州主持召開了核電建設會議,重新啟動核電的戰略逐漸清晰。
“這標志著中國核電工業由原先的適度發展進入到加速發展的階段。”湯紫德說。
這再度點燃了地方和核電投資主體的熱情。有著核電背景的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分別在湖北通山縣高坑鄉、山東海陽、重慶涪陵等地考察,一旦核電計劃獲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即可開工建設。除了能源需求,核電站一旦獲批,地方獲得的建設資金也是一個巨大誘惑。徐溥清用大亞灣舉例,“大亞灣核電站從建設到2002年共實現利稅數10億元人民幣,上繳各項稅金超2億元人民幣”。他說:“這么多年的核電站建設,安全和效益兩方面都應該說更堅定了地方政府上馬項目的決心。大亞灣核電站并沒有花費當地政府的一分錢,卻從最初的4億多美元的注冊資金滾動到今天的570億元人民幣資產,并以核養核建立了兩座新的核電站。”
在此背景下,福建、安徽、湖南等省也都加快了選址、立項,紛紛向國家發改委提出建設核電站的申請。徐溥清說,兩年前,受國家發改委委托,中國電力工程顧問集團公司(原國家電力公司電力規劃設計總院)在北京組織召開了“內陸核電廠址資源調查工作啟動會”,對從2003年開始向發改委提出建設核電站申請的11省(包括兩個沿海省區):湖北、湖南、重慶、四川、安徽、江西、福建、吉林、甘肅、廣西、河南,開展調查工作。這11個省市(區)的籌備進展大不相同,有的已經完成了廠址的初步選擇,有的還剛剛開始預熱,中國電力工程顧問集團公司已經進行考察的是排在前面的7個。所有調查完成后,該公司將遞交給發改委一份報告,內容涉及對內地省份建立核電項目的必要性評估,以及當地一次性能源的儲備、消耗情況和環保型能源的發展狀況。
批量生產的經濟賬
但國家要再算另一筆賬。從1983年確定壓水堆核電技術路線以來,中國就在為核電規模化生產這一天的到來做準備,某種角度上,中國目前的核電產業,多少有點類似上世紀80年代初處于“批量生產”前夕的汽車工業。一邊同樣是“以市場換技術”的選擇:繼續引進第三代百萬千瓦核電機組,逐步掌握第三代核電技術;一邊則是“自主開發”的路子:在已建成的第二代核電站基礎上,開發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第二代改進型核電機組。
“批量生產”是核電真正發揮經濟效益的必要條件。國家發改委原核電辦官員宋平說:“已經投產的大亞灣和嶺澳,經濟效益非常好,可靠性、發電量和經濟性都遠遠超過了預測。尤其是這兩個電廠的還貸,其中一個80%~90%的貸款都已經還清了,這些貸款都是15~20年的長期貸款。”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核電已經具備了充分市場化生產的基礎,“大亞灣核電站的特殊性在于,它建成之前就決定其70%的電量送往香港”。“從大亞灣和嶺澳開始,中國核電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核電站的成本并不低廉。秦山二期上網電價為0.414元,廣東大亞灣則為6.5美分(約合0.54元),而在浙江省,火電的上網價為0.3元多。”
“核電和火電比,仍然不具備價格競爭力。核電之所以發展不快,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因為受煤電的‘成本打壓’。我們國家豐富的煤炭,幾乎決定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核電與煤電相比,都沒有經濟性可言。火電每千瓦投資為4000元,而核電投資為1330~2000美元,約合人民幣為1.1萬~1.65萬人民幣,兩者相差高達2.75~4.1倍。煤炭按現在的探明儲量和使用速度,夠用100年以上,而第二、第三代核電對核裂變燃料的利用率只能達到1%左右。即便法國的超鳳凰堆可以算做三代半,屬于快堆,核裂變燃料的利用率高得多,但其固定投資太大,攤下來每千瓦時的發電成本也是先進煤電的2到3倍。”宋平說。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核電建設周期相對較長,其建設周期一般為70個月(約6年),如果控制不好,將達到80~90個月。與此相對,火電一般為30多個月。”宋平說,核電的昂貴和煤炭資源低成本開采與使用的經濟現實,造成了中國能源體制長期以來對火力的體制性依賴。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實現批量生產。我們建一個核電站,它的投資成本一定會偏高,但如果我們實施的是一個從事具有數個核電廠和反應堆的發展規劃,我敢肯定,每個電廠的成本會降低50%。”他說,“核電設施使用壽命要比火電長30年左右,而且其成本構成使得越往后越有競爭力。在固定資產投資上,成本為50%~60%以上,而火電的比例為30%~40%。燃料費用上核電為20%,而火電為50%多。同樣,在運行費用上,核電占到總成本的15%左右,而火電則為10%多一點。由于火電的燃料成本比重比較大,所以在核電提完折舊費以后,其成本相對而言就會大幅降低。”
而讓規模生產具有競爭優勢的關鍵是要實現技術的國產化和自主化。中國未來核電站建設的一個重要戰略之一是核電站建造的國產化,據了解,有關部門希望未來的核電機組開始的國產化可以為50%,但是新的核電機組建成后,再建造下一臺時,國產化程度要提高到70%以上。“這是國家下決心要大力發展核電,又在進度上仍然一再猶豫的根本原因。”
沒人甘心將未來這個超過4000億元的市場拱手送人,但問題是,在核電自主技術成熟化尚未完成時,能源體制已經首先遇到了供需尖銳矛盾的挑戰。批量生產的口子晚開一天,《國家核電發展專題規劃(2005~2020年)》中2020年3600萬千瓦時核電總量的目標就會變得更艱難。政府面臨著技術自主化和核電發展雙重加速的局面。
新聞來源:新浪網(原載《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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